俄罗斯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国家。它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广大的疆域和横跨欧亚大陆的独特地缘优势，而且有着独一无二而又极为深厚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文明。这种特有的政治文化不仅决定了俄罗斯人与他国人民不同的处世哲学和社会价值观，而且也直接影响着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常常使其在国际舞台上以一种特立独行的面貌令世人刮目相看。俄罗斯政治文化既有其历史延续性，也曾几经变迁，包含了不同时代的积淀。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的地缘环境、国家实力、政治结构和社会状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的空间和资源大大缩减，这对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及其对外政策的性质、方向和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 政治文化特点 所谓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关于政治生活的心理学”，“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注：[美]迈克尔·罗斯金、罗伯特·科德、詹姆斯·梅代罗斯、沃尔特·琼斯：《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30页；[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29页。） 由于独特的地缘环境和历史进程，以及不同时期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文化影响，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具有极其鲜明的特点。 第一，东西方文明在这里既相互交融，又相互冲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欧亚文明。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尼·别尔嘉耶夫指出：“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它将巨大的东—西方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注：[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页。）俄罗斯政治文化的这种特点与其历史上的三大事件直接相关：(1)“基辅洗礼”和基督教被宣布为国教。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皈依基督教，并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同时命令全体基辅市民到第聂伯河集体受洗。“基辅洗礼”是俄罗斯第一次向西方靠拢，它使尚在形成中的俄罗斯接触到了当时欧洲文明最发达的部分，并与欧洲文明建立了直接联系。(2)蒙古人的征服和统治。1241年，蒙古人征服了俄罗斯大部分国土，并开始了长达240年的蒙古统治时期。蒙古人的征服和统治迫使俄罗斯民族接受了东方的制度模式和思维方式，使刚刚走上西方文明之路的俄罗斯在政治上调头东向，并为俄罗斯文化和思想注入了难以清除的东方血液。(3)彼得一世的改革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从彼得一世开始，“持续的、大规模学习和赶超西方的改革构成了此后两百多年俄国历史的主要内容”③(注：学刚、姜毅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258页。)，“他促使野蛮的俄罗斯人采用西欧成果”（注：列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7月版，第27卷，第315页。），并最终使俄罗斯从一个偏居东欧一隅的穷国一跃成为欧洲强国。叶卡捷琳娜二世推动俄罗斯在西方化道路上继续前进，并将法国的启蒙思想引入俄罗斯，导致了俄罗斯自己的启蒙运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使西方化与东方化的兼容与对抗成为俄罗斯政治文化最显著的特点，也是俄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东西文明互动的过程中，西方化始终未能彻底战胜和压倒俄罗斯的东方性，俄罗斯社会对西方价值观念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心理。无论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走得多远，东方式的专制制度和集体主义理念在俄罗斯始终未被动摇，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最多也只能得到“开明君主”的赞誉。毋宁说，俄罗斯的每一次西化改革都是西方因子在其东方本体上的一次嫁接，其结果是在政治上进一步强化了其东方性。东方化往往成为西方化的条件，西方化则进一步巩固了东方化。“一方面，它在形式上或文明的某些表面成分上成为西方文明的近亲，但另一方面，在本质上又与西方文明的核心进一步拉开距离。它用西方的物质文明将自己武装得更像俄国。”（注：同前引书：《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第259页。）“俄罗斯文化具有‘一种欧洲的意识和一种非欧洲的无意识’。”用约瑟夫·德·梅特尔的话说就是：“撕下一个俄罗斯人的脸皮，你就会发现一个鞑靼人。”（注：[美]欧文·拉兹洛编辑：《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120页。） 第二，天然的不安全感、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感和与之相联的扩张性与帝国情结(大国、强国意识)。早期的俄罗斯地处东欧大平原，没有任何保障自身安全的天然屏障，就像没有护栏的婴儿车，而且“俄罗斯国土曾被敌人包围”。（注：同前引书：《俄罗斯思想》，第213页。）正因为如此，它经常受到来自波兰、瑞典、德国、法国、土耳其和蒙古的入侵，饱受奴役之苦。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经历使俄罗斯民族自古就形成了本能的不安全感和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感。而且“随着俄国同经济上先进的西方进行接触，除上述不安全感之外，又加上对西方更能干，更强大，组织得更好的社会抱有畏惧心理”（注：[美]乔治·凯南：《致国务院电报第511号》，见何春超、张季良、张志：《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945—1980)》，法律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6页。）。因此，消除这种固有的不安全感和畏惧心理，就成了俄罗斯历代统治者孜孜以求的战略目标。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途径就是向外扩张，最大限度地扩大疆域，把“婴儿车”造得越大越好，同时建立令人生畏的强大帝国。寻找出海口的愿望和寻求与世界商业及文化中心加强联系的需要，也是促使俄罗斯侵略扩张的重要因素。这决定了“‘俄罗斯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思想、帝国思想”（注：同前引书：《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第266页。）。为此，它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军队，并且用使俄罗斯亚洲化的方法战胜亚洲，用使俄罗斯欧洲化的方法战胜欧洲。（注：见[俄]戈·瓦·普列汉诺夫：《俄罗斯社会思想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5月版，第101页。）纵观俄罗斯的历史，军队在国内一直拥有很高的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外扩张、建立军事强国、追求帝国势力和威望，一直贯穿于俄罗斯政治文化和对外交往的全过程。 第三，宗教虔诚与救世主义理念。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宗教民族，宗教在其政治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道德的因素永远比智力因素占优势”。东正教作为俄罗斯的国教，不仅与其民族文化融为一体，而且深刻影响着俄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虽然近代以来俄民族文化经常受到西方思潮如唯物主义、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的影响和冲击，但东正教在俄政治文化中的地位从未被彻底动摇过。许多著名的俄罗斯思想家，如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都未能摆脱东正教的影响。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东正教承袭了基督教感化天下、普济众生的“救世”精神和使命感。俄罗斯人认为，东正教的首都拜占庭是世界的中心，是基督教世界独一无二的领导，拜占庭灭亡后莫斯科则成了东正教唯一的保卫者和首都(“第三罗马”)。“在俄罗斯人心目中，俄罗斯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大国，而且还因为肩负着某种神圣使命而注定要成为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大国。”（注：同前引书：《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第265页。）因此，“俄罗斯民族是带有神性的民族。富有世界性同情心是俄罗斯民族的特征”（注：[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67页。）。这种强烈的宗教意识和救世主义理念成了推动俄罗斯大规模向外扩张的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