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国际社会出现以来，称霸世界几乎是每个世界强国追求的目标。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葡萄牙、荷兰、西班牙、英国等世界强国，都曾推行过诸如海上霸权、殖民霸权、军事霸权等不同形式的霸权主义。20世纪以来，美国作为后起的世界强国，其外交政策在摆脱孤立主义羁绊，积极参与世界事务的同时，霸权主义趋向也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而变得日益明显（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霸权问题研究近年来已经开始受到美国学者的关注，其研究角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1990年以来出版的比较有影响的成果主要有：大卫·斯皮罗：《美国霸权的隐蔽之手：石油美元回收和国际市场》(Davide E.Spiro,The Hidden Hand of American Hegemony:Petrodollar Recycling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纽约1999年版；马可·罗迫特：《制造霸权：大生产和美国全球势力的政治》(Mark Rupert,Producing Hegemony:the Politics of Mass Production and American Global Power)，纽约1995年版；李·布雷尔迈尔：《美国的霸权：唯一超级大国世界中的政治道德》(Lea Brilmayer,American Hegemony:Political Morality in a One-Superpower World)，纽黑文1994年版；西门·布罗姆：《美国的霸权和世界石油：工业、国家体制和世界经济》(Simon Bromley,American Hegemony and World Oil:the Industry,the State System and the World Economy)，宾夕法尼亚1991年版；斯迪芬·吉尔：《美国的霸权和三边使命》(Stephen Gill,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纽约1990年版。论文主要有：克里斯多弗·雷恩：《重新考虑美国的大战略：21世纪的霸权还是均势》(Christopher Layne,“Rethinki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Hegemony or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世界政治杂志》(World Policy Journal)1998年夏季号；马丁·沃尔克：《美国新霸权》(Martin Walker,“The New American Hegemony”)，《世界政治杂志》1996年夏季号；克里斯多弗·雷恩：《美国的霸权——没有对手》(Christopher Layne,Benjamin Schwarz,“American Hegemony-without an Enemy”)，《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1993年秋季号；国内目前研究美国文化与外交政策关系的著作主要有：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终于结束了与苏联争霸的时代，成为世界的头号强国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老布什总统1990年在给国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立“世界新秩序”（注：《美国总统的公开文件：乔治·布什：1990》(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George Bush:1990)第2卷，华盛顿1991年版，第1219页。），来全面解决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经济、环境、毒品、恐怖主义和移民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从而表明美国在确立其世界霸权地位的同时，其霸权主义外交政策也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已正式形成。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美国的新霸权主义主要是针对欧洲列强的传统霸权主义而言。其不同之处表现为：美国作为20世纪末唯一的超级大国和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不仅其霸权的范围已经扩展到整个世界，而且其推行霸权的理论和形式，以及推行霸权的目的，都和先前的霸权主义有一定的区别，故而称之为新霸权主义。在理论上，美国的新霸权主义鼓吹其维护国际社会秩序的责任，强调其霸权主义所具有的道德基础与合法依据。在形式上，美国新霸权主义重视运用外交谈判、经济制裁和军事干预等多种方式，其军事干预的目的不是通过武力征服来占领土地，而是通过军事手段来惩罚那些违反国际秩序和人权的国家，并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念来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其最终目的则是要通过经济体制的推行、政治制度的推广、生活方式的影响和思想意识的传播，来实现美国自身在政治和经济上最大限度的安全和利益，领导整个世界的发展。很明显，美国新霸权主义的这些特点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如果说其范围和程度主要是受到国际社会的历史条件和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等客观因素的影响，那么其方式、目标和手段则主要是美国政治文化传统影响的结果。 从外交政策和政治文化观念之间的联系来看，政治文化作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重要范畴，对体现国家政治行为方式的外交政策本来就具有极其重要的决定作用。因此，对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中的政治文化传统进行研究必然在外交政策的研究方法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研究表明，深入分析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不仅是认识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本质的一条重要途径，而且只有通过对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政治文化根源的分析，才能理解其特点形成的真正原由。相比较而言，欧洲早期的传统霸权主义主要产生于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其政治文化传统中带有明显的扩张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强权主义的思想痕迹。而美国新霸权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中，虽然也受到了欧洲传统霸权主义思想基础的影响，但其发展轨迹始终主要决定于新教伦理中的选民和使命意识以及自然权利思想中的民主和人权思想所构成的美国政治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且正是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导致了美国新霸权主义与传统霸权主义不同的特点。为了说明政治文化传统在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中的影响，本文从思想基础、认识模式和实际体现三个方面，对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政治文化传统所产生的影响展开深入全面的分析，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认识美国新霸权主义的特点和实质。 一、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的政治文化思想基础 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思想基础中包含着美国政治文化的两个重要内容，就是新教伦理观念和自然权利思想。作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新教伦理观念中的“选民”和“使命”意识构成了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追求世界领导地位最重要的思想依据和理论基础。究其来源，“选民”和“使命”意识都是美国早期的神学家和政治家对《圣经》中有关“选民”传统进行的人为解释。它们经过美国建国后一个半世纪的刻意宣扬而逐步形成。这种观点认为，在《圣经》旧约时代，以色列民族代表了上帝的选民；而《圣经》新约时代的选民，则是接受新教信仰的信徒。美国作为一个由新教徒占主体的移民建立的国家，自然也就是世界上众多国家中上帝特别选择的国度，负有拯救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自从殖民地时期以来，“选民”和“使命”意识就受到美国统治者的广泛重视。殖民地时期的革命领袖们，曾把这种思想作为反抗英国统治的最有说服力的依据。 美国独立后，历代有影响的政治家继续大力宣扬“选民”观念和“使命”意识，以此作为实现美国世界领导地位梦想的理论依据。杰克逊(Andrew Jackson)在总统告别演说中告诉美国人民，上帝已经挑选他们为自由的领导者，“为了人类的利益来维护自由”。20世纪初，美国总统威尔逊又公开宣称，美国的旗帜“不仅是美国自己的旗帜，也是全人类的旗帜”。到一定时候，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将要转向美国来寻求那种奠定一切自由基础的道义力量”（注：威廉·陶伯曼编：《全球主义及其批判：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外交政策争论》(William Taubman,ed.,Globalism and Its Critics:Th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ebate of the 1960s)，列克星顿1973年版，第97页。）二战以后，“使命”意识被进一步强化。杜鲁门在民主党1952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宣称，在他的行政当局领导下，“美国已经负担起上帝先前安排我们承担的领导这一代人的任务”。他还明确表示：“应始终牢记美国指导世界走向和平的使命，这是美国在一战后就应该领导国联来完成的任务。”（注：M.B.施奈普编：《杜鲁门纲领》(M.B.Schnapper,ed.,The Truman Program)，华盛顿1948年版，第31—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