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后美国朝野关于外交政策的讨论，既可视为对于“9·11事件”后整个形势变化的新的认识，但也表现出“9·11事件”之前美国对于其外部世界认知的某种延续。 首先是对“9·11事件”对整个国际关系及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究竟如何判断，就有一些不同的认识。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曾预言，不光冷战时期已经结束，甚至后冷战时期也已经结束。言下之意，整个国际关系格局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则称，认为“9·11事件”已经改变了一切，这是媒体上的习惯用语；事实上，“9·11事件”只能是部分地改变冷战后的国际社会和美国对外政策，而无法视之为全部发生变化，更无法使之脱离“9·11事件”之前的所有背景与积累。时下当红的一份国际研究杂志《国家利益》的主编亚当·伽芬寇则总结了当前的两种主要倾向。他认为，其一是“9·11事件”将把美国外交多年来的模糊与犹豫一扫而光，把美国从一个世纪以来集中于与欧洲法西斯和苏联为敌的状态中摆脱出来，集中力量与新对手较量。其二是“9·11事件”是无任何先例的变化，所以，将为未来留下无可比拟的不确定因素。 “9·11事件”之后在美国外交界的这场讨论与争论，涉及到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不仅有关乎外交决策，而且事关理论。其中一个突出的倾向是现实主义强劲抬头。就笔者之所涉猎范围，我把这一流派讨论中出现的主要观点分别称之为是“乐观的现实主义”，“悲观的现实主义”以及“历史现实主义”。其实，美国对外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流派”与其观点是否真正反映现实，并不一定有直接关系。这一派别与强调规范、道德、法律与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作用的“理想主义流派”不同，“现实主义流派”强调的是实力，乃至强权的作用。 乐观现实主义 “9·11事件”之后一个月不到，由《国家利益》杂志发起，在华盛顿组织了一个名为“‘9·11事件’的影响”的研讨论。会上，全国知名的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瑟麦作了一个长篇讲话，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论。查尔斯·克劳瑟麦的观点大体有这样几个层次：首先，他直截了当地引用布什总统的话称：9月11日那天可视为是一个测量温度的计量器，我们将以其他人对“9·11事件”的最初反应，以及对随后开始的阿富汗战争的反应来判定他们对美国关系的亲疏，以及来划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克劳瑟麦认为，这是因为，“9·11事件”反映的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结构性变化”。这个“结构性变化”含意是指：恐怖主义力量取代法西斯和前苏联帝国成为美国外交原则的对抗者；虽然，美国独大的单边主义结构在过去十年中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战，但是恐怖主义激进力量对美国的打击使得美国“变弱了”；恐怖主义敌手所采取的非常规的武器与进攻技术，借助狂热的宗教情绪，甚至依靠了对死亡的崇拜，使得挑战霸权出现了全新手段，使得国际关系中的结构关系具有了全新的含义。克劳瑟麦还称：新的国际关系结构中以美国为一方和以阿富汗塔利班势力为一方的相互关系是一种“不均衡关系”，虽然“美国正在变弱”，但是相对于被孤立、被封锁的塔利班而言，美国仍然拥有巨大的“剩余力量”。因此，克劳瑟麦提出，为使美国不再“变弱”，“当务之急是有赖于清醒的理智和成功的反应”。何谓“成功的反应”，克劳瑟麦认为，那就是要把在单边主义国际结构中独大的美国所“剩余的实力转化成为明确的政治后果”。 总之，克劳瑟麦以“显示力量”，“结盟”和“转化剩余实力”为核心范畴展示了他对“9·11事件”国际关系变化的理解。他在发言总结中称：“这样会使我们的对外政策比许多人所愿意看到的那样更加朝向经典的现实主义。”笔者所冠“乐观现实主义”之名即以克劳瑟麦的这种“自信”而来。 悲观现实主义 “9·11事件”后的美国对外关系讨论中，一方面传统类型的“现实主义者们”表现得信心十足，同时，也有一些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却表现出了悲观主义情怀，笔者称之为“悲观现实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 布热津斯基于去年11月初，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团结合作的新时代吗?别指望那个”的文章。他针锋相对地认为，“9·11事件”之后一些所谓“现实主义”的最无稽之谈，便是出现了“两大幻想”：其一，是以为由于当前美国急需组成反对恐怖主义的广泛联盟，因而“将使在国际事务中美国主导的格局急速转变成真正相互依存式的合作”；其二，是轻信“9·11事件”之后，俄罗斯作出历史性的选择，力争成为美国领导下的西方的一部分，尔后再变成为美国的盟友。与克劳瑟麦这样的“乐观现实主义者”相比，经验老到、目光犀利的布热津斯基更倾向采用当今国际变局中种种现实的态势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布热津斯基认为，尽管北约所有成员一致同意启用“第五条款”，尽管俄罗斯率先，而后许多国家都支持美国反恐怖的行动，尽管伊斯兰国家会议谴责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义不相一致，特别是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授权推动反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但是，他认为进一步观察之后便不得不对目前态势“表示很大的悲观”。用他的话来说，“团结合作是存在的，但是言辞多于行动。实际的权力配置并没有被改变。” 布热津斯基分门别类地指出了当前反恐怖运动中的问题。 先看欧洲。布氏尖锐地指出：美欧传统合作中的一个及其重要的部分——欧洲，目前仍然是去向不明。当前与美国的反恐怖合作行动，并不是以整个欧洲，而只是以个别国家的身份参与。甚至，近来欧洲不少国家还开始对美国发动反恐怖战争的强度与范围表示担忧。 至于俄罗斯，布氏坚持认为：普京是在观察美国是否真正愿为反恐怖联盟付出实际的代价，对俄罗斯而言，这包括北约东扩、ABM协议、外债的减免以及俄国内的车臣问题等各个领域。所以，布热津斯基表示“普京是想要进入西方与之为盟；还是利用这个机会，尽快向美索要让步”还值得观察。他特别提醒：普京最近向德国呼吁要与俄一起建立欧洲的强权，这样的强权实际上是在挤压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