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软力量”(Soft Power)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逐渐突出，世界主要大国日益重视本国软力量的发展和运用。尤其是美国作为一个全球超级大国正在加大利用其“软力量”对别国和世界事务施加影响的力度。国际政治领域中也由此出现了“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信息霸权”(Information Hegemony)、“制度霸权”(System Hegemony)等名词，或统称为“软霸权”。对于美国为何在冷战后日益重视“软力量”的作用，美国“软力量”的主要内容有哪些，美国的“软霸权”实质又是什么，本文在此作一初探。 一、“软力量”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国家力量，泛指一国拥有的全部力量的综合，包括硬力量(物质力)和软力量(精神力)。其中，硬力量的强弱与占有资源数量和能力有关，它包括地理环境、人口、能源状况、经济规模、科技水平、军事能力等等。软力量则指一国的民族和社会凝聚力、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传播力，以及制订、推行和控制国际规则与机制的能力。[约瑟夫·奈认为软力量(Soft Power)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国际机制三个方面(参阅Joseph S.Nye,Jr.,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 BasicBooks,1990)]。在国家力量中，软力量与硬力量是相辅相成的：一定的硬力量是软力量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软力量的强弱又会影响硬力量作用的发挥，两种力量形式都反映了通过影响和控制他国的行为以达到对外政策的意图和目标的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两极体制的崩溃，军事力量在国家对外关系中的作用有所下降，各国更加重视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尤其是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除了确保其在经济、军事领域的超强地位外，也开始逐渐强调其软力量的作用，即开始在全球倡导美式的民主自由体制、经济发展模式、文化价值观念等。美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曾在《外交》上发表的《美国的信息优势》一文中指出：“美国……更微妙的比较优势是包括文化、民主政体、自由市场吸引力和信息优势等等的软力量”，[1](P.20)美国必须调整防务和对外政策，以充分发挥这种优势。美国前总统布什早在1992年9月公布的《美国复兴日程》计划中就提出：“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的联 系由于美国文化对全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2] 美国日益重视在对外事务中发挥软力量的作用，原因有两点： 首先，硬力量的发挥逐渐受到限制。随着20世纪70年代第4次技术革命即新技术革命的展开，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军事领域中，各国更加重视质量建军和武器的高科技化，以“零和博弈”(Zero—Sum)为特征的传统安全观发生改变，军事实力的较量不再是国际竞争与对抗的制高点，由军事强国进而成为世界强国的传统路子遇到的障碍越来越多。在经济方面，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强化了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国与国之间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利益的共同点在增多、扩大。此外，近些年一些全球性问题如人口剧增、粮食短缺、环境污染等也日渐突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猖獗，跨国犯罪日益严重，也引起各国重视。正是基于国际社会的这些现实状况，美国为保持其“一超”地位，主导建立它所期望的世界新秩序，在确保其军事、经济优势的同时，更加强调其政治经济模式、文化体系等软性优势。 其次，软力量确有不容小视的影响力。软力量作为一种依靠吸引力、传播力而不是依靠强制力在国际事务中达到预想结果的能力，与军事等硬性的“命令式力量”形成鲜明对照。加强软力量建设，一方面使得国家通过整合内部关系来增强本国凝聚力及公民对自身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另一方面又使国家能够利用自身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以及在国际组织中的主导地位来影响、左右其他国家，使别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或把它们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这不失为一种利用“非暴力的”“文明的”方式取得和维护霸权的途径。在美国人看来，霸权不仅仅是展示和运用金钱、市场规模和武力，更是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综合运用，其中自然包括“使一个民族受到赞美和尊重的无形的东西”。约瑟夫·奈曾这样写到：“美国应利用自己庞大的软力量工具，把观念、意识形态、文化、经济模式和社会政治制度投射出去”[3](P.39)，在以军事、经济力量压服人的同时，也要用自己的说法去让人信服、心服。 二、美国“软力量”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外运用 “软力量”概念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它们显示出一个国家(民族)的现有状况和发展潜力，而如何运用这些“力量”则显示出一国对内对外的政策倾向，具体到美国，我们选取其软力量中的三个方面来进行介绍，并逐一分析它们是如何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发挥作用的： (一)世界理念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早期移民大多是欧洲各国的清教徒，他们认定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肩负着“天赋使命”。他们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经常以“拯救国家”自居，有着将这一“年轻”、“纯洁”的国度的“圣光”射向仍处于“黑暗之中的荒蛮之地”的理想。他们认为自己是世界的最高希望，对世界负有特殊责任，有义务为其他国家树立“民主自由”的榜样，向全世界传播代表优秀美利坚民族精神的“美国模式”。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使得美国人很重视个人的自由、平等，强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民主和人权等等。这些思想渗透到对外政策中则表现为极力推崇自己的文化价值传统。伴随着美国的日益强大，利益的日益全球化，这些思想理念的外倾性也越来越明显，形成了所谓的“强权政治”和“霸权扩张”。从1921年的门罗主义到1946年的杜鲁门主义，可以看出美国对外扩张的历史轨迹。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决策者认为，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战胜了在政治上实行极权主义，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立志在全世界维护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使其成为“改造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世界标准”。为此，美国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主张与策略。1992年，克林顿总统在布什“超越遏制战略”的基础上加入了经济方面的内容，发展为“扩展战略”，主要有四个方面内容：巩固业已实行市场制的民主国家的合作与团结；大力支持正在建立市场制民主国家的新生力量，主要指俄罗斯、中东欧国家等；从外交、经济、军事和技术上孤立对市场民主制持敌对态度的国家；对天灾人祸最深重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促其发展市场民主体制。1994年7月，美国发表《参与和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指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建立在“扩大市场民主国家大家庭”并遏制对“美及其盟国的利益的一系列威胁”的基础之上的。此报告还提出了美国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三个主要途径，即“保持强大防务力量，开辟国外市场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促进国外民主”。[4](P.248)1997年5月，克林顿政府又制定了面向新世纪的“塑造—反应—准备”战略，力求使国际战略环境朝着对美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使对美国有利的“战略机遇期”尽可能地延长。1998年年底，即科索沃战争之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其中提到：为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应该行动起来与有关国家达成协议。我们必须创造先例，让全世界聚集在民主主义、开放的市场、法律与和平的秩序的周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