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各功能领域内部及其相互间全球性交往的蓬勃发展，连同国际和跨国互相依赖的迅速增长 ，造就或促成非国家行为体急剧增多及其作用显著增大，并且导致民族国家及其主权越来越 广泛和深入地遭到侵蚀、削弱和替换。（注：见时殷弘：《全球性交往、互相依赖和非国家行为体》（《中国人民大学·比较国际政治 经 济活页文选》2001年第3期。） ）不仅如此，它们还使得国际权势不同构成要素的有 效程度或其重要性发生了历史性的相对消张，同时改变了这权势本身的若干基本性质。 在几个世纪的现代国际体系中，国家作为唯一真正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其利益的追求和实 现一向基于军事、政治和经济三大类权势。这些权势一般而言，要不是来自本国疆界内人力 物力资源的开发、调度以及国际交换，就是来自依靠外交协商或国际强制从别国取得的主动 或被动支持。然而在当今世界，这些传统的权势支柱很大范围内已不复拥有原先几乎绝对、 或至少一概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它们的效能与其他一些先前已有、或晚近新生的权势要素相 比已显著下降。不仅如此，国家在全球舞台上遭遇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往往非常有力的权 势和影响竞争，国际权势本身则已取得某些至关重要、而且肯定将在未来变得更加重要的新 形态和新特性，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也随之变化。（注：David Rothkopf,“Cyberpolitik:The Changing Nature of Power in the Information Ag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March 1998,para.1,2. 在不同的权势要素之有效程度的消张中间，传统上尤其重要的军事权势和军事资源之有效 性的跌落首先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且总的来说逐渐得到越来越广泛的确信。关于这个问题， 这里只需提到两点：（注：多方面的分析见时殷弘：《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21— 423页；又见该处援引的几种英文论著和John Mueller,Retreat From Doomsday:The Obsole scence of Major War(New York:Basic Books,1989). ）第一，即使基辛格这样标准的传统现实主义者，也承认“易由军事行 动来解决的问题正在减少”，军事权势“对大多数可预见的国际危机来说越来越欠适切”； （注：Henry A.Kissinger,“We Live in An Age of Transition”,Daedalus,V.124(Summer19 9 5）,p.102. ）第二，如果对世界政治的变化持有更具开放性和适应性的基本思想，就可以更明确地认识 到，以国家军事实力来衡量的那部分权势大不适合在国际议程中已变得远比过去突出和繁多 的非政治事务；许许多多、甚或大多数国际问题“是在科学证据、不同的谈判技术之掌握、 领导能力、塑造联合阵线的能力以及许多其他技能和有利条件的基础上决定的。”（注：K.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of Analysis,7[th] edition(Englewo o d Cliffs,N.J.:Prentice-Hall,1995）,p.9. ）与军事 权势比较，经济权势的作用相对上升。早在阿拉伯产油国随1973年中东战争非常成功地使用 “石油武器”时，这一点就在世人的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一些军备负担很轻的国家 （特别是西德和日本）经济实力高速发展，国际影响随之增长，以致促使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界 出现了影响颇大的“贸易国家”优越论。（注：Richard Rosecrance,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Basic Books,1985). 然而，更具有时代特征的是所谓“技术权势”(technopower)和“软权势”(soft power)急 剧 增长的重要性。技术权势主要涉及创新性的价值生产模式和其他国家严重依赖的新知识的创 造，而就缔造和行使国际权势而言，对此等生产模式和新知识的领先拥有已经变得甚至比钢 铁、煤炭和水泥生产之类传统的经济权势基础更为关键。（注：Frederic S.Pearson and J.Martin Rochest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4[th] edition (New York:McGrew-Hill,1998),pp.94-97. ）如果将技术权势与其传统的军事 权势相比，情况也大体是如此。姑且不谈高技术在当今和未来对于确立一流军事实力的头等 意义，只须承认当代国际权势的源泉更多地在于科技和一般知识的突进，而非领土和旧式势 力范围的扩展，就会肯定运用武力在大多数情况下造就不了多少国际利得。不仅如此，“ 恰似在旧时代核优势构成联盟领导的关键，信息优势将构成信息时代的关键”，（注：Joseph S.Nye,Jr.and William Owens,“American Information Edge”,Foreign Affai r s,V.75,No.2(March/April 1996),p.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