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图、华盛顿、布拉格；魁北克，国际经济组织无时无刻不遭遇到引人注目的反对全球 化的抗议人群。这些抗议者人员复杂，主要来自富国，而且他们内部的联合也并不总是稳固 的，包括担心失去工作的工会会员、想要帮助不发达世界的学生以及关注生态恶化的环境保 护主义者和反对各种国际规则的无政府主义者。有的抗议者宣称代表穷国的利益，但同时也 保护富国的农业贸易保护主义。有的抗议者拒绝公司制资本主义，而有的抗议者承认国际市 场的好处，却担心国际化正在破坏民主。 在他们的所有这些抱怨中，最后一项是关键所在。抗议的组织者比如瑞·华莱士(LoriWall ach)将西雅图集会的成功部分地归因与“在全球经济中，民主赤字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 接受的观念”。因此，对于全球化的支持者来说，寻找某种表达其所理解的民主赤字的方法 应当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 这是一个小小的世界 全球化，即在世界范围内相互依存的关系，不是一件新事物，也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 市场不断扩大并且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但是，环境、军事、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相互依存同样 有所增加。假如目前反对全球化的政治动荡导致贸易保护政策的盛行，那么它就可能减缓或 者甚至扭转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甚至当全球气温变暖或者爱滋病继续迅速蔓延时。假如目 前的抗议削弱了全球化的积极方面而没有触动其消极方面，那么这将是令人可笑的。 市场的作用是不公正的，并由此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但是，市场永远使富人更富、 穷人更穷这种陈词滥调坦率地说是不准确的。比如，全球化改善了世界上千百万穷人的生活 。甚至当不公正现象日益严重时，贫穷也有所减少。在某些情况下，不公正现象甚至可能减 少。比如，韩国和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由于国际市场的作用而在过去已有所缩小。同 时，没有一个穷国因将自己与国际市场相隔绝而变得富裕起来。简而言之，经济全球化可能 是战胜贫穷的一种必要但并非充分的条件。 全球化的复杂性要求人们在全球制度化方面做出回应。尽管一个等级森严的全球政府即不 可行又不合乎需要，但是，各种各样的世界性管理机构和管理公共事物的方法已经存在并可 能得到扩展。目前，数以千计的组织管理着全球范围的贸易、电讯、民航、卫生、环境、气 象以及其他许多问题。 反全球化的抗议者们指控国际机构是非法的，因为它们是不民主的。但是，现存的全球性 机构是相当软弱的并且处境险恶。即使是备受诽谤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也仅有少量的预算 与工作人员。而且，与自我任命的非政府组织(NGOS)不同，国际机构通常对政府高度负责， 并因此可以声称具有真正的、间接的民主合法性。而且，国际经济组织只是在成员国之间进 行合作并从它们的工作绩效那里获得某种权威。 即便如此，在奉行民主已成为合法性的试金石这种国际政治理念的世界里，这些论点可能 将仅仅足以保护最专门化组织免受攻击。国际机构可能是脆弱的，但是，它们的管理和资源 可 能具有强有力的作用。而且，抗议者提出了某些正当的观点，并非所有的国际组织的成员 国本身是民主的。代表们来自各个政府，又缺乏透明度，因而经常妨碍其充分地承担起责任 。尽管参加国际组织的可能是各个国家的代表，但是他们经常只是代表这些国家中的部分人 的利益。对于局外人来说，甚至在同一个政府内部，这些机构也可能被看作是排外的和封闭 的俱乐部。因此，增强国际管理机构的合法性是一项重要目标，并且需要完成三件事：对民 主加以更清晰的阐述；对责任作出更全面的理解；对尝试表示出更多的意愿。 我们，民众 民主需要政府提供向司法部门负责、由其任免的官员，并保护个人和少数人的权利。但是 ，在一个全球范围内政治认同感如此脆弱的世界里，谁代表“我们民众”？“一个国家，一 张选票”并不民主。以这种准则，一名马尔代夫的公民所拥有的投票权超过一名中国公民所 拥有的1000倍。另一方面，将世界看作是一个多少人统治的单个的全球选区，将意味着20亿 中国人和印度人常常就能够占据上风。 在一个民主制度里，当少数人觉得他们在更大的团体中是较为成熟的参与者时，便会默认 多数人的意愿。然而，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如此强烈的团体感今天存在于全球层面上，或者 不久可能出现。由于缺乏这种团体感，因此，要将国内的投票程序扩大到全球层面上几乎不 切实际或者缺乏规范。一个强大的欧洲议会在一个由相对同质的欧洲国家组成的联合体内可 能减少“民主赤字”，但是，这种机构是否适用于整个世界，则是令人怀疑的。而且，今天 ，民主仅仅存在于某些次序良好的民族国家里，这种前提条件可能只是在缓慢地变化着。 各国政府仍然能够在应对全球民主赤字方面有所作为。首先，它们能够努力设计出为推动 国内的民主进程提供尽可能多的空间的种种国际机构。比如，在WTO内，解决争端的程序可 能干涉到国家主权，但是，一个国家能够拒绝WTO的裁决，如果它对被它的行为所伤害的贸 易伙伴小心谨慎地付出了有限的赔偿的话。因此，WTO的危险与其说是它妨碍了成员国在国 内的政治选择，还不如说是成员国被迫去进行过多的诉讼，而不是通过更加灵活的政治协商 的 方法去解决问题。 更清晰的联系 各国政府应当明确，承担民主的责任可以是相对间接的。承担民主的责任经常不止通过选 举这一种方法得到保证，甚至在运作良好的民主社会里。例如，在美国，高等法院和联邦储 备委员会通过众多的代表团间接地对选举作出回应，法官和国家银行行长也通过职业规范和 职业标准承担民主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