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上说得过去的关系 在历史上两国没闹过大矛盾，日本当局在以色列建国前宽待过犹太人，再加上以色列人把 犹太民族史当作本国历史，因而他们很感激日本人这样做。 日本是个受中国儒家文化熏陶很深的亚洲国家，其历史和文化传统与基督教的欧洲截然不 同，社会中没有反犹主义的根基，一般老百姓对犹太人也没什么成见。虽然在日本统治集团 内部很早就存在着一个反犹派，但势力强大的亲犹派长期占据着上风，日本当局基本上执行 着一个“扶犹亲犹”政策。当然，在历史上日本人对犹太人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但 犹太人却记住了那好的一方面。 日本的反犹派是上世纪初在白俄分子的煽动下形成的。当时日本正处于原始资本积累时期 ，阶级压迫空前的野蛮和残暴，工人和农民激烈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这使得统治集团中的 一部分人相信那本《锡安圣贤议事录》（注：杨曼苏：《犹太大劫难——纳粹屠犹纪实》，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小册子的煽动，相信老沙皇那套犹太人要闹世界革 命的宣传。后来这批人又接受了希特勒那套种族主义的反犹宣传，把犹太人与反法西斯斗争 联系到一起，主张对犹太人采取断然措施。但这批人是少数派，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影响力有 限，起不到主流的作用。 日本的亲犹派多为统治阶层中比较现实的掌权人物，他们看中的是犹太人殷实的财力和重 要 的政治影响。早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得到美国犹太金融家雅各布·希夫一笔 巨额贷款，因为他仇恨沙俄当局对俄国犹太人的迫害，那笔贷款对日本打赢这场战争起了 重要作用，战后日本天皇感激地授予希夫一枚旭日勋章。（注：唐培吉：《上海向犹太难民伸出温暖之手》，载《以色列动态》，1993年第6期，第27页 。）在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 并 向关内推进时，日本与美英法苏列强的矛盾尖锐起来，处于与它们全面冲突的边缘，此时日 本统治集团又想到了犹太人。以陆军大佐安江仙弘为首的日本“犹太专家”们提出了要“善 待犹太人”的主张，他们建议：对犹太人尤其是那些犹太资本家的态度要亲善；要鼓励 后者参与开发所谓的“满洲国”——中国的东三省；要组建一个中、日犹太人的“远东犹太 人大会”，吸收世界犹太人的资本；策动中国、日本的犹太人与美国犹太组织拉上关系；对 欧洲犹太人经由日本去中国或其他地方持默许态度。这些建议被统称为“河豚计划”。日本 当局采纳了安江仙弘等人的大部分建议。因此，二战初期日本当局对纳粹德国要求它参加反 犹行动热情不高，许多事情拖着不办。相反，它对大批犹太人途径日本流入上海或其他国家 采取默认的态度，犹太人在日本、日本统治下的东北和上海共建起了8个计有3万多人的犹太 社团，日本人甚至投资于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企业。（注：Leniyahil,The Holocaus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616.） 但到1938年，日本政府的这一立场有所动摇，原因是美国犹太人拒绝合作。当时日本通过 一个中间人取得与美国犹太社团领袖斯蒂芬·怀斯的联系。日本政府认为，怀斯对罗斯福总 统的影响力很大，通过他可以影响美国对日本的政策，至少可以使美国默认它对中国的侵略 。但是这一企图遭到怀斯的断然拒绝（注：Ibid.），日本当局恼羞成怒，统治集团内的反犹派也趁势鼓 噪起来。当年12月5日最高当局专门开会研究这个问题，参加者有首相、外务大臣、陆军大 臣、海军大臣和大藏大臣等，俗称“五相会议”。会上大家的意见虽有分歧，但基本上还是 肯定了“河豚计划”，安江仙弘等人又搞了一个“关于引进犹太资本的研究和分析”，要在 中国开辟一个犹太特区。但不管怎么说大气候对犹太人不利，日本政府还是采取了一些反犹 措施。1939年8月占领上海虹口区的日本当局颁布了限制犹太人进入上海的措施，上海租界 当局同期也颁布了同样的措施。 日军于1941年突袭珍珠港之后，企图拉拢犹太人的“河豚计划”宣告破产，日本加重 了对其统治下犹太人的压迫措施。日本外相东乡说：“由于爆发了大东亚圣战，我们不得不 重新考虑对犹太人的政策。”此后上海犹太人的处境迅速恶化，持英、法等同盟国护照的 犹太人被当作敌侨看待，要佩带红色袖章出入公共场所。著名的上海犹太富翁嘉道理的住宅 ——大理石大厦被没收，他们一家人先是在香港被关押在监狱中，到了上海后又被关押于集 中营内，最后嘉道理悲惨地病死于关押之中。1943年2月18日，上海的日本占领军正式设立 犹太隔离区，勒令“无国籍难民”限期迁入。日本人把1937年后从德国、奥地利、捷克、匈 牙利、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来的人都定为无国籍难民，因为那些地区已经没 有“国家”了，全都处于德寇的铁蹄之下。这样一来，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上海犹太人属于无 国籍难民，因为他们正是从那些国家逃出来的。 这个犹太隔离区设在上海虹口区，里面的环境很差，周围有铁丝网和武装门卫。有1.5万名 以上的犹太人被圈了进去，当然其中大多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人，隔离区之外的307家犹 太企业被强行关闭。犹太人进出隔离区都要向把守的日军行礼并出示通行证，有时携带的东 西还要受到开包检查。这种通行证也像波兰华沙隔离区那样期限很短，犹太人经常要排着大 队去更换。与此同时，日本当局还以各种借口没收犹太人的资产，哈同和沙逊的房地产就是 那个时期被没收的，许多人还无故遭到监禁。从1942年起，上海隔离区的生活条件恶化，食 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时有时无，监管他们的日本官员态度极其恶劣。但客观地讲，上 海虹口隔离区的情况远未恶化到波兰华沙隔离区那种地步，上海犹太人还能通过国际红十字 组织收到美国犹太人的救济，因冻饿而死的犹太人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