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主义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这一传统深深影响着古代社会特别是古代政治的演进历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这一课题的反思就时断时续，但继续反思的空间还是存在的。本文打算在纵向考察的基础上，就传统德治主义的发展线索、理论内涵和历史评价等问题提一点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 顾名思义，“德治”就是以德治国的意思。这是古代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治国理念，其内涵随着社会现实的演进而不断变化。我们认为，传统德治思潮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怎样把家天下统治更好地维持下去，困扰着历代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他们在不断地探索着。夏启与有扈氏开战之先，反复向“六卿”宣讲战斗的意义；汤伐夏桀，武王伐纣，首先揭露敌人的荒淫败德，以示自己行动的正当合理；盘庚迁殷前后，耐心训导庶民，讲解迁徙意义，《尚书》中记下的这些事例，都是这种探索的具体表现。通过这些探索，德治思潮及其实践在神道主义的母体中出现了胎动。 西周初年，“我民用大乱丧德”，“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这种繁杂的局面引起了最高统治集团的深思。召公在成王面前就曾直截了当地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夏商两代都曾得到过上天的垂爱，今天却都灭亡了，原因在哪里呢？“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是缺德才丧失了它们的天命。因此召公劝告成王：“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尚书·召诰》）。看来，一味依赖上天是靠不住的，我们还必须敬修自己的德行，用周公的话说，叫做：“天不可信，我道惟宁（文）王德延”（《尚书·君奭》）。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王其疾敬德”、“肆王惟德用，和怿先王迷民”、“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诸如此类的呼吁充斥在《尚书》的字里行间。在敬天的同时还要对人民实行德政教化，而不能一味地依靠天意的蒙骗和暴力的强制，这就是周初德治的基本要求，《尚书》中“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等便是对它的集中表述。夏商两代的政治实践，孕育了德治思潮的胚胎，而商周之际的大变局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则成为其催生剂，德治思想由此正式诞生，这是其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阶段。 经过西周两百多年的政治实践，特别是春秋时代社会变革的推动，天道观的解放推动着政治文明整体水平的提高，德治实践进一步丰富，其理论内涵也在不断升华，所以儒家学派自其诞生之日起便接过了这面旗帜，并在上面添绘了许多美丽的图案，德治思潮由此来到了民间。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是讲德治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问题。他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是讲德治的功效问题。在郭店楚墓出土的文献中，据认为一部分内容属于散佚已久的儒家典籍《子思子》，其中的《尊德义》也反复强调说：“尊德义，明乎民伦，可以为君”。孟子不断强调“辅世长民莫如德”，“以德行仁者王”（《公孙丑上》），他把德政提升到“王道仁政”的层次上。荀子主张：君主治理天下，应该“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导）之，致忠信以爱之，赏贤使能以次之”（《荀子·王霸》），这是讲实施德政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问题。经过儒家学派的这些论证、阐释、总结和提升后，德治思潮上升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论，从而演变为儒家学派的德治主义，这是其发展历程中的第二个阶段。 由于“迂远而阔于事情”，儒家学说在战国时代并没有受到统治者太多的关注，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法治传统的惯性作用加上“刚毅戾深”的个性，使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严刑峻法，“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其结果导致了秦王朝的二世而亡，这为德治主义的实际效用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反证。经过汉初黄老政治的艰难抉择，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攀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上，德治主义从而也跃进了一个新的阶段。武帝时代御用哲学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此论证道：“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为人者天》）。他对德教和刑狱关系的定位是：“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精华》）换句话说，德为阳，刑为阴，“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天辩在人》）。从此以后，随着经学时代的到来，“德主刑辅”、“霸王道杂用”遂成为王家“制度”，德治主义真正登上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并指导着后世封建社会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王朝的覆灭，这是其发展历程中的第三个阶段。 作为一种政治理念的高度浓缩，德治思潮在古代中国一以贯之，绵延不绝，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它从官方哲学来到民间，最终又回到官方哲学的地位上，这一异化过程就是传统德治主义演进历程的基本轨迹。自商周之际产生以来，德治思潮在前两个阶段的突破主要集中在理论建树上，而汉武帝以后则主要是实践中的问题，当然，实践推动理论的发展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二 德治起初本是作为治理国家的一个方法问题而被提出来的。怎样行政才算“施实德于民”，刑罚状况如何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尺，历史演进的真实轨迹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周初统治者对此赋予了许多的关注。 西周初年，“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屡迪未同”（《康诰》），面对这种局面，重新审视现行刑罚制度的要求自然而然地被提了出来，一种新的刑罚思想于是脱颖而出。周公要求卫康叔： “敬明乃罚。……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呜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无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听，用康义民。”（《尚书·康诰》） 保护人民就像保护婴儿一样，对其实施惩罚必须慎而又慎，认真从事。必须以安民为前提，前人可能也曾这样想过，但都没有周人想得这样深刻，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事情。《尚书》对此有许多记载。在《多方》、《康诰》等篇中，周公反复号召王公大人们“明德慎罚”，坚决反对鲁莽行事。为了消弭民怨，实现长治久安，必须待民以宽大。这既是周公的结论，也是周初最高统治集团的一个共识。反思中提出了教化先行、先教后诛的思想，“教化”于是被视为一种德政，它与“刑罚”渐渐成为一对对应的政治学范畴。这种思想被继承下来，西周晚年出现的《吕刑篇》也在重弹这一调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