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隐喻从多个向度和层面进入哲学研究的视域之内。除在诗学、修辞学、美学 中发挥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外，隐喻也频频出现在心智哲学(如一般精神概念的隐喻形 态问题)、科学哲学(如隐喻与解释模型之比较)、认识论(如类比推理)以及认知研究(如 概念的形成理论)之中。但是无可否认，隐喻首先是作为一种语言现象而存在的。因此 ，对之作出一种细致的语言哲学分析，是澄清隐喻在上述这些领域的存在、本质及意义 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英文词“metaphor”(隐喻)源于希腊词“metapherein”，“me ta”的意思是“超越”(beyond)，“pherein”则有“提供”、“带来”(to bring)等 含义。《牛津哲学词典》认为，隐喻是最重要的一种修辞格式，其中有关话题(意旨)被 一种用于非字面意义描述的语词或句子来指称；在一种典型的隐喻用法中，“相关特征 的结合成为不合逻辑和荒谬的，但是理解并不因此而失效”(注：Simon Blackbum,Oxfo 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40.)。伴 随着当代哲学运动中的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的“三大转向”，特别是在语言哲学和 科学哲学的研究中，隐喻得到了愈来愈密集和热切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隐 喻研究蔚为显学：一种以隐喻研究为核心并广泛扩展渗透至多学科领域的“隐喻学”(m etaphorology)逐渐成形，学术界甚至掀起了一股“隐喻热”(metaphormania)，“隐喻 转向”(the metaphorical turn)的提法也随之出现。这些现象和动态都不能不引起我 们的关注与思考。客观论之，隐喻无论在哲学中还是在科学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因而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隐喻研究的当代“语境” 传统隐喻研究在当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之称为一种转折或转向。 因之，当代的隐喻研究体现出了全新的时代特色。或者可以说，当代隐喻研究是在一种 全新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的。在本体论上，隐喻的地位被大大地提高，人们已经从一种语 言修辞现象上升到认知和思维的一种内在的、本质性的结构层面上来重新发现和认识隐 喻；在认识论上，隐喻不再被看作仅仅具有文学意义上的审美功能，它所特有的科学认 知功能也逐渐被揭示出来；在方法论上，隐喻研究被置于更广阔的研究视域内，跨学科 的研究方法被广泛采用。至此，人类理智前所未有地清晰洞察到了隐喻这一特殊现象所 具有的重大意义。总之，隐喻研究的当代“语境”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隐喻不再仅仅被看作是一种广泛存在的语言修辞现象，而且被认为是人类的一 种重要的认知和思维方式。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 是由其文化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通过隐喻原则所展现出来的浅层结构(surfa ce structure)。换言之，隐喻不能仅被当作一种语言工具，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它作 为一种基本的思维工具的本质、意义和价值。隐喻思维蕴涵着某种超越外在现实世界的 意向，体现了人类意识与精神活动的原始结构和方向。正如莱考夫(Lakoff)指出的，“ 隐喻无处不在，在我们的语言中、思想中。其实，我们人类的概念系统就是建立在隐喻 之上的。”(注：Lakoff &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Chicago:University of C hicago Press,1980,p.1.)传统隐喻研究是局限于语言学和修辞学领域的，而当代研究 则彻底打破此局限，将之置于心理学、哲学、符号学、文艺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 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视域内，并着重揭示其作为人类“心智的修辞方式”(figure of min d)在人类认知、思维及科学理论陈述与交流等领域潜在的巨大作用。 其次，隐喻与哲学和科学的内在关联被逐步揭示出来。自柏拉图至黑格尔，隐喻长期 被理性主义传统、尤其是科学理性主义视为理性对立物，从而被排斥在哲学和科学的研 究领域之外。在当代条件下，隐喻研究所应有的合法地位得以恢复。哲学方面，从古希 腊柏拉图著名的洞穴隐喻，到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之家”及其听觉隐喻，隐喻被承 认直接参与了哲学的发展，以至于德里达认为整部形而上学的历史事实上无非是一部隐 喻史；科学方面，隐喻同样是一种“合理的工具”。甚至可以说，近代科学即起源于对 隐喻的论争，其结果是哥白尼的地球绕日运行的圆周运动隐喻(circle-motion metapho r)脱颖而出，成为一种最强有力的宇宙图景解释模式，对近代科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 影响。在当代宇宙学中，则有所谓宇宙起源的“大爆炸隐喻”(Big Bang metaphor)。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交流的增强，科学家们正在逐渐取得共识，即认为隐喻对科学概念的 形成和发展、对科学理论的构造和陈述，均有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再次，20世纪人类哲学运动中的语言学、解释学及修辞学“三大转向”，更加将隐喻 研究的地位突显出来：隐喻首先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受到当代语言分析方法论家的 关注。戴维森于1978年发表了著名论文《隐喻的含意》，塞尔也于1979年发表了长文《 隐喻》。此后关于隐喻的语言分析继续升温，一大批有关专著和论文不断面世；隐喻与 解释学核心问题的内在关联的研究也已被提上日程：“隐喻理解可作为对较长文本理解 的指导”(注：保罗·利科：《解释学与人文科学》，陶远华、冯俊等译，河北人民出 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著名的哲学解释学家保罗·利科为此发表了专著《隐喻的 规则》，将隐喻研究从语词级提升到话语语义级的地位；尤其是在“修辞学转向”背景 下的科学修辞学研究中，作为一种最重要修辞手段的隐喻，更成为研究的焦点。在科学 修辞学中，隐喻成为“整个非文字设计集合的提喻法”，“构成了从技术语言到日常语 言、从形式语言到自然语言之间的桥梁和理解的中介”，“在不同语境中，以不同形态 表现出来的隐喻说明，深化了修辞学劝导及其战略构设的灵活性和生动性”。(注：郭 贵春：《科学修辞学的本质特征》，《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