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2)03-0003-05 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在而立之年开始发表著作，在其后的25 年中写的《现象学》(1954)、《话语形象》(1971)、《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开始漂流》 (1973)、《利比多经济学》(1974)虽然影响不大，但却可以看出他所涉猎过的学术领域 ：现象学、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从这一背景，可以知道其后现代的品牌 不是来自后结构主义。虽然后来后现代“兼并”了后结构，并让后结构大师当了自己的 “董事”。1979年利奥塔因发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而一举成名。在这部 使他成为后现代话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的历史性的著作中，他以一种划分现代性与后现 代的宏大叙事的方式指出：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已经过时了。利奥塔一生中出版了约40本 著作和论文集，从本书的视域看，有三大方面最为重要：一是从西方历史演变角度进行 的关于后现代的论述，二是从世界史的角度谈后现代的全球意义，三是后现代必然引起 的美学变化。利奥塔对近代的崇高概念进行了后现代的诠释，可用来描述后现代的审美 状态。 一、后现代状态 利奥塔《后现代状态》中的言说方式，主要由三点支撑：1.合法化问题；2.指示性陈 述，规定性陈述和语言游戏；3.发话者、指涉物和受话人结构。从这三点既可以使我们 了解利奥塔的理论归属，也可以了解其理论特点，还可以体悟后现代的一般特点。从历 史的视点看，合法化，可以对应于现代以来的合理性，合理性是以带有形而上的普遍性 的理性为预设的，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正是建立在合理性，即合于普遍的人类之“理”之 上的，合法化则是针对具体事物，正如“理”是抽象原理一样，“法”是具体规定，合 法是要具体事物如何证明自己的合法。其基础是把一切，包括“理”、“宏大叙事”等 等，都看成具体事物。因此，宏大叙事也要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合法化表示的不是合法 的静态的“性”，而是使之合法的动态的“化”，强调的是一个具体的指涉。由此，在 对合法化的利奥塔式理解上，我们可以说，从合理性到合法性这一基本概念的转化，正 是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化。指示性陈述和规定性陈述表征了对现代话语的一种语言学转 向，指示性陈述指的是关于事实、真理和知识的陈述，规定性陈述是关系到正义的陈述 。现代哲学乃至古希腊哲学以来带有本体性的真与善的问题，现在变成了一个具体的语 言学的陈述问题，一个语言运用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问 题。如果说，从前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与现实对应论到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 理论的转变，正是从现代思维向后现代思维的转变，那么，利奥塔在语言学转向的背景 中，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同流，其理论走向不是讲究基础理论的语法学，而是提倡实际运 用的语用学。这又与把事物具体化的后现代总倾向相一致。发话者、指涉物和受话人正 是一个语用学的三维，话语的意义正是在这语用三维中呈现出来。而后现代对合法性的 考察，也以这种语用学三维为基础。一种话语，只有当发话者和受话者对其话语的指涉 认识一致，对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的规定有了共识，才显示出有效性和合法性。语用学 三维，正是把理论话语引向具体性的表征。总结三点，可以说，后现代的合法性问题主 要关系到语用学三维：发话者、指涉物和受话人，而发话者和受话人所发和所受之话， 主要表现为指示性陈述和规定性陈述。语用学三维和两类陈述都是为了呈示一种后现代 的语言游戏。从下面三点，可以看到利奥塔的理论的历史跨度：从合理性到合法性是从 古典话语来讲后现代转向，两类陈述是从现代话语(语言论)来讲后现代转向，语用学三 维与语言游戏是从后现代话语来讲后现代转向。这三者共同呈现了后现代的“平面”： 走向无本体的具体。 利奥塔提出后现代状态，意味着他首先要从后现代的视点去看出一个“现代”，然后 才能展开自己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言说。其次他是从知识的角度去“观看”现代的。这就 构成了相对于后现代的“现代”言说的特殊性。现代的特征就是拥有一个元话语来统合 整个社会。元话语就是能统率一切话语的话语，这就是哲学；用古典的表达式，哲学是 一切科学的科学。照利奥塔看来，哲学是一种叙事，当然哲学式的叙事不是像文艺那样 有关具体之物的叙事，而是一种有关人类本质和宇宙本质的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可 称为元叙事。因此，哲学—元话语—元叙事是三而一的东西。宏大叙事是利奥塔对“现 代”乃至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社会的总陈述。它就是阿多诺批评的“总体性”和德里达批 评的“逻各斯中心”的另一种说法。但总体性、逻各斯中心等等有一种知识、逻辑和结 构的面貌，是以抽象为核心的，而宏大叙事则突出了总体性的“故事”和“虚构”特征 。它变成了一个广为引用的概念。我们可以说，黑格尔哲学是一种宏大叙事，马克思的 经济学是一种宏大叙事，巴尔扎克的小说是一种宏大叙事……宏大叙事与非宏大叙事成 为区分现代与后现代的一种标志。 利奥塔是以知识的发展为线索，以合法化方式为指导，以指示性陈述与规定性陈述的 对立统一为视点来考察从现代到后现代的演变的。 古希腊文化的特点，是哲学战胜神话和诗歌而成为宏大叙事和元话语。科学当然得依 托哲学的元叙事。科学语言陈述的是真理，但怎么判定这些陈述是真理，这就需要一种 有关判定的规则陈述是证明证据的方式或者说决定真理的条件，使科学合法化。在柏拉 图的《对话录》中，他通过非科学的叙事来使科学合法化。这是一个矛盾，但从古代到 中古到近代，科学都是靠哲学的宏大叙事来合法化的。[1](P62)因为哲学的宏大叙事能 够把有关真理追求的指示性陈述与有关正义追求的规定性陈述综合起来。知识求助于叙 事，是古典社会的一个特征。 因为任何关于真理的陈述都有一个谁来判定所说为真理的问题。谁是判定的主体的问 题，也就是怎样使之合法化的问题。在宗教文化中，是宗教团体；在理性文化中，是理 性共识。统合指示性陈述和规定性陈述的工程体现在现代社会的一切方面，体现在民族 国家的政治方面，表现为科学法则与民法通则的建立与修订的统一，体现在高等教育上 ，保证科学中对真实原因的研究符合道德和政治生活中对公正目标的追求。只有宏大叙 事能够统合指示性陈述和规定性陈述，而统合的结果总是变为指示性陈述服从于规定性 陈述，规定性陈述引出的主体可以有各种形式：神、人民、民族、国家、人类……而在 西方历史中，规定性陈述与合法化相关联在现代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形式，合法的主体是 一种思辨精神，“合法化主体不是政治国家性质的，而是哲学性质的。”[1](P70)“哲 学……通过一个叙事，或更准确些说，通过一个理性的元叙事，像连接精神生成中的各 个时刻一样，把分散的知识相互连接起来。”[1](PP60-61)总而言之，可以归为两点： 1.科学靠宏大叙事取得合法化；2.宏大叙事统合了本来存在的矛盾，并把这种矛盾表现 为一种特殊的西方形式。比如，科学家在一种哲学的宏大叙事中，认为只有国家政治是 公正的，他们才服从国家，如果他们认为国家没有很好地体现那个他们作为成员的市民 社会，他们就可以以后者的名义拒绝前者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