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20世纪，有关“哲学的终结”或所谓“后哲学”的呼声几乎不绝于耳。今天，哲 学的确面临着这样一种抉择：它要么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要么为自己的存在辩护。对 于当代语境下的哲学来说，这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 大致说来，哲学的合法性在20世纪所遇到的危机，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 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二是来自所谓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至于前一 个方面，由于逻辑实证主义内部所暴露的悖论和困难，哲学形而上学可以说已经“不战 而胜”。蒯因的“本体论承诺”以及逻辑实证主义对所谓“证实原则”所作的自相矛盾 式的修正，早已表明拒绝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现在的问题是，哲学如何应对来自后现 代主义的挑战? 在严格的意义上，后现代主义不是一种具有统一模式和清晰边缘的思潮。即使按照后 现代主义本身的信念，这样一种有其“硬内核”的状态，也恰恰跌入了为后现代主义所 反对的那种“元叙事”的陷阱。“后现代主义”本身就反对什么“定义”，因为任何定 义都不能不包含“元叙事”，而这恰恰为后现代主义所抵制。有人甚至说：“有多少个 后现代主义者，就可能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形式。”(注：Featherstone语，转引自波 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所以， 对于被纳入后现代思潮的各式各样的主张，我们很难作出一种抽象式的概括，而只能根 据它们各自的修辞和叙述来加以具体分析。一般地说，对哲学的合法性真正具有解构作 用从而构成威胁的，主要有海德格尔、德里达、罗蒂、利奥塔等人的观点。下面让我们 对这些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一番剖析，看他们对哲学的“解构”究竟是真实的，还是一 种“神话”? 一 海德格尔明确宣布：“哲学在现时代正在走向终结。”(注：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 情》，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0页。)当然，海德格尔并没有把“哲学的终结”天真 而肤浅地理解为哲学的“中止”，而是理解为哲学的“完成”。因此，他指出：“哲学 之终结是这样一个位置，在那里哲学历史之整体把自身聚集到它的最极端的可能性中去 了。作为完成的终结意味着聚集。”(注：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59页。)问 题在于，他所谓的“哲学”究竟意味着什么?而哲学的“完成”又意味着什么? 在海德格尔看来，当我们追问“存在是什么”的时候，已经期待着得到一个关于存在 的定义了，而“‘存在’这个概念是不可定义的”(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页。)。于是，“在的遗忘”就植根于形而上学的提问方式本 身。“在的遗忘”意味着“思的贫乏”。因为当在者凸显出来之后，科学技术就必然成 为人们把握在者的最恰当和最有效的方式。所以，当技术统治完备之后，那种使“在” “在者”化的“哲学”也就“终结”了。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哲学之终结显示为一 个科学技术世界以及相应于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的可控制的设置的胜利。”(注：海德 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61页。)显然，海德格尔所谓的哲学的“完成”，也就是 他所说的“在的遗忘”及其展现方式——技术统治的充分实现。 当海德格尔宣布“当今人类在逃避思想”(注：《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 1996年版，第1232页。)时，他想说的是：当代人由于执着于“在者”而遗忘了“在” 本身。因为“在”恰恰是那个“应思虑的东西”，而思想不过是对“在”的领悟。在海 德格尔看来，“科学不思想”，因为科学只是同在者打交道。他说：“在一切科学中， 当我们探索其最根本的旨趣的时候，我们是和在者打交道。”(注：洪谦主编：《西方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43页。)科学不会思、不能思 、不应思，盖由于科学只是对应于在者。而“思”则是对“在者”的超越，是对“在” 本身的领悟。所以，海德格尔说：“科学并不思。科学不思是因为它的活动方式及其手 段规定了它的不能思，亦即不能以思想家的方式去思。科学不能思，这不是它的缺陷， 而是它的长处。正是这一长处确保它有可能以研究的方式进入其对象的领域，并在其中 安居乐业。”(注：《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209页。) 当人作为“此在”“存在于世界中”，乃是“本体论地在”，亦即“对‘在’的领悟 本身就是‘此在’的‘在’的规定”(注：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 辑》，第361页。)。因此，“此在”“存在于世界中”，并不意味着主体与客体的对象 性关系这一认识论框架的建立。正如A·布托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存在于世界中的现 象尤其不能被等同于由一个主体对一个客体的认识。存在于世界中远非是可用作为一种 认识论的关系来解释的。”(注：A·布托：《海德格尔》，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 页。)然而，由于“在的遗忘”，人与世界的关系被对象化为一种认识论框架。它开始 于柏拉图，完成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海德格尔认为，把科学作为“规范性观念” 的“这种世界观的彻底革命完成于近代哲学之中”(注：《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23 6页。)。海德格尔通过对技术统治这一典型的现代性后果的追问，揭示了现代性的哲学 根源——“主—客”二元分裂的框架。而这种“主—客”二元分裂正是“在的遗忘”的 必然结果。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海德格尔似乎并没有把“在的遗忘”看做是哲学的“误入歧途 ”，而是看做人作为“此在”的宿命。这也就提示我们，应当把哲学理解成一个“历史 的”概念，一个生成着的概念。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够很好地安顿哲学的这种“误入歧 途”。但是麻烦也恰恰在于此。因为一旦把哲学作一种历史的理解，那就不能说哲学的 历史展现中的一个特定环节因“完成”而有待于过渡到与之相随的下一个环节这样一种 状态是什么“终结”。当海德格尔说“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从而把“哲学”和“ 思”相提并论时，哲学就已经被缩减为它在历史展开中的一个特定环节了。总之，如果 说“在的遗忘”是哲学“误入歧途”的话，走出这一“误区”，恰恰是真正哲学的复活 和开始；如果说“在的遗忘”是哲学的历史展现方式的内在要求的话，那也只是哲学的 一个历史环节的完成，而不是整个哲学的终结。因此，无论在哪种意义上，海德格尔所 谓的“哲学的终结”都是难以成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