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于2002年3月14日在海德堡去世，享年102 岁。为了纪念这位大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 比较研究会与文汇报“学林”版于3月18日联合举行了一次题为“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及 其对中国思想史的意义”的学术座谈会。以下是本次座谈会的内容纪要。 无人能及的80年的学术生涯 童世骏(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伽达默尔1900年出生于德国古城马堡，从29岁时以一 篇关于柏拉图哲学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到1960年发表震撼包括哲学在内的整个人文学 术界的《真理与方法》一书，再到前几天以102岁高龄去世，这位非常重视传统的哲学 家，自己也成了20世纪西方哲学家传统的化身。在伽达默尔看来，传统是需要通过活生 生的诠释活动来延续和更新的。我们召开这个座谈会，就是本着这样的精神。 潘德荣(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我先放一段伽达默尔一个讲演的录像，使各位能对这 位哲学家多一些感性的了解。这个讲演作于1998年，那时候伽达默尔已经是98岁高龄了 。但大家可以看出，他的思路和表达都非常清楚。其实伽达默尔的晚年生活一直非常丰 富、非常活跃。 童世骏：伽达默尔前几年还出版了一本题为《健康之谜——科学时代的治疗艺术》的 论文集，讨论包括现代医学在内的现代科学与作为健康之恢复与维持的治疗艺术之间的 关系。这样的话题也只有他最有资格谈论，无论是从他的思想来说，还是从他的生活来 说。 潘德荣：哲学史上好像还没有第二个人像伽达默尔那样有那么长的学术生涯的。从伽 达默尔60岁开始，德国哲学界就一直为他过逢十周年的生日，出版纪念论文集。从100 岁开始，每年都举行一次纪念活动。今年的活动安排在6月……但我们还是来谈谈他的 思想吧。 抵制对科学方法的万能要求 潘德荣：伽达默尔的哲学体系中有三块重要基石：即柏拉图的对话理论、黑格尔的绝 对观念的辩证法和海德格尔的立于“此在”即人的存在的本体论。这三者的融合，使伽 达默尔的诠释学展现出了独特的风貌，它的基础就是实践(Praxis)。质言之，就是直接 追溯到人们最原初的生活经验、而不是在纯粹的思辨领域中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他 的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此。在《真理与方法》中，他选择了艺术的经验作为突破口，试 图从艺术经验出发，来理解超越了我们的意愿和行为而对我们所发生的东西，理解超出 方法论自我意识之外的真正的精神科学。 施炎平(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伽达默尔的主要著作是《真理与方法》，给人印象他 对方法论是非常重视的。 潘德荣：《真理与方法》一书的书名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人们会以为他在谈论“真 理和方法”问题。但是，伽达默尔明确告诉我们，科学与方法在人类存在及其理性的整 体中是微不足道的。以致于有一位学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读完《真理与方法》的导言 后，居然产生了如此印象，即最没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方法。 伽达默尔确实没有像施莱尔马赫和贝蒂那样提供一套可以操作的诠释方法论规则。这 或许正是伽达默尔的独特之处，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他的研究目的是要揭示所有的理 解方式所共有的东西。他所真正关心的是哲学问题，是对一切方法论基础的反思。在这 方面，伽达默尔怀着与狄尔泰几乎相同的使命感：反对在近现代科学研究中形成的占统 治地位的方法论理想。他力图证明精神科学的理解现象之优越性，“在现代科学的范围 内抵制对科学方法的万能要求”。怎样才能超越科学方法论呢?这本身不是一个方法论 问题，也不是依靠建立完善的精神科学方法论所能解决的。为此，伽达默尔不懈地探寻 超越科学方法论作用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专注于理解现象，在科学方法无能为力的地 方，奠定了理解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科学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科学的 方法论就由此而变得不重要了，也不是说，人文科学的研究根本就不需要按照一定的方 法进行；《真理与方法》的主旨须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即这里所展开的问题本质上就 不是方法之争，而是关涉对“真理的经验”，而不是理解的方法论。在他看来，诠释学 现象本来就不是一个方法问题。 从伽达默尔诠释学中，我们看到了不同于理性主义传统的另一个传统，即在古代希腊 已开始倡导的“实践智慧”(Phronesis)，亦即“另一种类型认识”——实践理性—— 的德行。伽达默尔一生都在追求着这样一种智慧。这可以从他收入在《诠释学的构想》 (1998年出版)一书的几篇文章中看出。在谈论“友谊”时，伽达默尔通过对“友谊”的 分类描述，指出人们只能经历友谊，却无法给出它的定义。理解友谊就是一种生命的体 验与智慧。如果我们可以把伽达默尔诠释学定位在探索“实践智慧”，我相信可以在这 里找到东、西方思维方式交融的真正契合点。众所周知，自孔子与老子以来的中国思维 传统，恰恰是沿着这一方向发展的。 诠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对话 陈赟(华东师大哲学系讲师)：在西方，诠释学经历了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施莱尔马 赫、狄尔泰)到本体论(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转换。但是，在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中， 对于经典的理解和诠释活动从一开始就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没有作为方法论来理解。 孟子所谓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并不是为了获得经典的原意，而是一种与前贤 “结心”(王符)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一个人可以“参万岁而一成纯”，“合前古后 今之益以治一日”(王船山)，以此方式参与同时代人的生存和民族精神的生成。在这里 ，理解与诠释并没有被仅仅作为现成的、工具性的权能加以使用，而是被提升到存在的 高度，它本身就是引导人充分实现自己人性的道路。而且，理解本身就是作为实践来看 待的，“道行之而成”(庄子)，它在本性上拒绝任何一种理论性的方法论意识，所以， 在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中，理解与诠释的真理始终没有以“诠释学”的身份显现，而是被 交付给了活生生的原初体验。这与伽达默尔把诠释学从方法论的哲学意识中解放出来的 努力，是一致的。与对理解—诠释的这种原初经验的追寻相应，中国思想具有无比深刻 的时间意识和效果历史意识，只不过这种意识没有以理论性的方式表达出来。伽达默尔 的意义在于，诠释学引导我们以理论性的方式重温了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这一点注定 了这样一个吊诡：从方法论中把自己解放出来的诠释学到了汉语语境中必然作为一种方 法论权能被加以使用。中国现代思想对于伽达默尔的接受再次表明了这一事实。但这一 点也意味着，对于民族记忆的重温不能过多地指望伽达默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