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史论关系的三种模式 综观西方哲学的历史和现实，史与论之间的联系大致有三种模式。为简练起见，我们不妨 把这三种模式分别概括为“以论带史”、“就史论史”和“论从史出”。 黑格尔被誉为“科学的哲学史的创始人”。形容词“科学的”在这里指用哲学理论来指导 和概括史料的研究方法。虽然很少有人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是科学的，但他按照自己的哲学理 论来写哲学史的方法却被人们普遍认作是研究哲学史的科学方法。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 》并不是第一部哲学史。早在1655年，吉尔基荷姆的雷登(GeirgeHorn of Leyden)用拉丁文 写了《哲学史研究：哲学的起源、继承和派别》一书，托马斯·斯坦雷(Thomas Stanley)用 英文写了《哲学史》一书，系统的哲学史著作才宣告问世。此后，雅可比·布鲁克尔(Jacob Brucker)所写的五卷本的《批判性哲学史》(Historia Critica Philosophia)于1742年至1 7 67年在莱比锡出版。黑格尔虽然批评这部书包含着“一连串错误的观念”，“抽象地把真理 和错误两极化”，但他却从这部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史料。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用他的 逻辑范畴来整理和概括哲学史的材料，达到了哲学理论和哲学史的统一，堪称“以论带史” 模式的典范。 中国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国哲学界的方法、风格和模式的影响。长期 以来，我们接受的是从苏联传入的“以论带史”的模式。据说，这是惟一正确的模式，属于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确实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不少东西，但马克思是否 也继承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呢?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否也要坚持黑格尔的“以论带史”的模式 呢?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检讨的。更何况黑格尔的哲学史观本身有不少牵强附会和削足适履之 处。事实证明，把这种模式凝固僵化，当做惟一正确的方法，不利于哲学史的研究。我们过 去甚至把“以论带史”变成了“以论代史”，结果把西方哲学史研究作为马列经典著作的注 脚。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我国哲学史工作者从一开始就批判了苏联日丹诺夫提出的哲 学史是“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军对阵的历史”的定义，实际上摆脱了“以论带史”的模式，逐 步转向了“就史论史”的模式。西方哲学史领域出现的这种类似范式转换的变化，在很大程 度上应归于老一代学者的贡献。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政治条件的限制，老一辈西方哲学研究 者，如洪谦、王太庆、陈修斋等先生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哲学经典的翻译工作。他们主持 翻译的五卷本《西方哲学原著选辑》、两卷本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以及《现代西方资产 阶级哲学资料》，可以说哺育了我国一代哲学教师和研究者。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哲学研究 者继承了老一辈学者的严谨学风，以“就史论史”的态度，忠实于原著，忠实于事实，力图 恢复西方哲学的原貌。 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苗力田先生，应该高度评价他对西方哲学史研究范式转换的贡献。苗 先生在教学中“原汁原味”地向学生讲解西方哲学的精髓，形成独特的教学方法和研究方法 。他所主持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是我国哲学翻译的标志性成果。 “就史论史”的专业化、技术化的趋向把哲学史研究引向深入细致，“就史论史”模式的 一项突出成果是勘定版本，翻译注释，编辑资料，特别注重文字功夫，大致相当于中国古代 的“小学”。但是，“就史论史”并不是不要理论，更不是没有理论。事实上，史和论的界 限并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能够严格区分开来。即使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研究也无形中受 到研究者所处的学术环境、理论背景的影响，绝对地“就史论史”是办不到的。比如，英国 研究柏拉图的学者受到的分析哲学的训练，所使用的语言分析的方法，他们专注于对话若干 段落的逻辑结构，重建论证的步骤，形成了独特的分析学派；而受欧陆哲学传统影响的欧洲 哲学史家也有不同的“就史论史”的职业习惯，他们重视整体结构，认为一篇对话就是一出 戏剧，对话的结构是关键，论证只是插曲，重要的是要像理解剧情那样去品味对话的意义， 形成了独特的戏剧学派。分析学派与戏剧学派的争论充分说明：“就史论史”的模式摆脱不 了哲学理论的影响。“就史论史”与“以论带史”的分歧不是根本的分歧，而是程度上的不 同。关键的问题不是“哲学史要不要接受哲学理论的影响”，而是“理论用何种方式影响哲 学史”。 我们应该欢迎更多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强的成果问世，继续提倡“就史论史”的模式。我国 应该有一批穷经皓首的专家，他们中每一个人也许只精通一个哲学家，甚至一部哲学经典。 但是，这样的人越多，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水平也就越高，从而使我国的西方哲学史研究 提升到国际先进水平。陈康先生提出要让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外国人以不懂中文为憾。这一理 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字功底，让用中文写作的作品逾越语言文字的障碍，成为西方哲学 研究的典范。 有人说，90年代中国学术时尚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这可以看做是对“以论带史” 的学术时尚的一种批评。其实，真正的学问家何尝不是思想家，哲学史研究到广博精深的程 度，自然会出新思想。中国的政治家和读书人都喜欢以史为鉴，从过去认识现在，预知将来 。这种思路与我们要提倡的“论从史出”的治学模式是一致的。我希望，我们这支西方哲学 史研究的队伍沿着这条道路，踏实苦干，涌现出一批思想家、理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