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日前发表包月阳的文章说，入世前夕北京有关WTO的研讨会接二连三地开。有趣的是，在一些研讨会上，不同身份的发言者之间发生了激烈争论：入世之后，谁最应该着急？是政府，还是企业？文章说，从我参加的一些研讨会的情况看，政府人士对应对WTO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普遍比较强，说“WTO首先是对政府的挑战”的往往是政界人士。而企业界的情况却比较复杂，有的企业家认识清醒些，认为要用“狼来了”的心态去应对，要“与狼共舞”；有些企业界人士对政府官员、理论界人士的提醒却或多或少存在不耐烦的情绪，认为企业没有闲着，用不着理论家说三道四。而且，企业家对入世后企业生产经营形势的判断总体上偏于乐观。段永基在最近的一个研讨会上讲了个故事，他有一个孩子在美国的一个小公司工作，他的这个孩子最近打电话告诉他，他们公司每周有半天下午学习中国加入WTO协议的若干条款，而且还请专家讲，周围的大公司也都抽时间学习，研究怎么充分利用这300多个条款在中国发展，在中国做生意。咱们中国的企业中，不知有多少家组织起来学习WTO的有关知识？但愿有很多，但愿越来越多。 【主持者言】如题所示，“入世”后政府和企业谁应该最着急的问题，其实有点像一个“假问题”。政府着急，企业不着急行吗？当然不行。反过来说企业着急，政府不着急，当然也不行。“入世”的是整个中国，包括政府，包括企业，也包括全国老百姓。要说着急，大家都应该着急。但企业的事情，自有企业自己去操心，因为一个产权独立的企业，它是自负盈亏的，企业主不会拿着自己的利益去“玩票”。而政府就不同了，它是全国人民的政府，代表的是全国人民的利益，它要是不着急，“入世”之后不能采取正确而及时的对策，损害的就是全国人民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把眼光盯住政府，而大可不必去操心具体的每一个企业将如何应对，实际上也操心不过来。当然，中国的情况特殊之处在于，我们还拥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和产权模糊的集体企业，这些企业如何应对“入世”，却是需要别人来操心的，因为它们的产权不是清晰的或独立的，它们如果应对不当，损失的是国民或集体的利益，而且这些企业应对“入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肯定大不如那些产权清晰而独立的民间企业。这样一来，政府不但要操心自身的应对，而且还要操心一部分企业即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应对，政府的负担不可谓不重矣！所以政府在应对“入世”的问题上要两面出击：一方面要着眼于全国的企业和老百姓，主要通过修改旧规、制定新律来应对“入世”，比如前面我们所提到的恢复公民的“迁徙自由”；另一方面还要操心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应对“入世”，而在这一点上，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加快这些企业的明晰产权或产权多元化改革，有些则干脆通过产权交易的方式将其改成民间企业，从而使这些企业真正具有应对“入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而不是躺在政府的政策上睡大觉。包月阳先生举了段永基先生所说的故事，似乎在批评中国企业应对“入世”的积极性不够高，工作不够主动。但实际上呢，直到今天，政府还没有公布“入世”所签署的任何文件和协定，现在传媒上关于“入世”方面铺天盖地的都是些没有实际内容的应景文章（看看下面这条消息就知道我们这方面的宣传工作是多么地“务虚”！），你叫企业如何像别人那样组织起来“抽时间学习，研究怎么充分利用这300多个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