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发展的历史可以证明，社会学是人类理性文化发展的结果。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社会学发达程度可以用来衡量这个国家与社会的理性成熟的程度。同样，国家与社会对理性思维的认同与接纳程度也是社会学得以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我国在过去的20多年里，实行了改革开放，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总结了国内外现代发展的经验所作出的一个十分理性的选择。中国的社会学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的理性选择，就没有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发展。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价值也必须体现在它能为理性地认识社会、解释社会，并通过这种理性的成果服务于社会。本文希望以理性审视的目光回顾总结一下上海近年来的发展，以期对过去与将来的发展有更深入的思考。 现代化发展中坚实的第二步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邓小平便设计了关于中国的发展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步骤：第一步，1981年—1990年，经济增长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1991年—2000年，经济增长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21世纪开始到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上海在90年代有了超常的发展，提前完成了前两步的战略目标，并且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方面均已开始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迈进。 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指标研究课题组曾对全国省、市，全国城市等发展指标进行分析。上海均处于良好的状态。如果用1992年制定的我国小康社会指标来衡量上海的发展，上海在八五期间（90年代初）就已基本达到小康水平（注：朱庆芳等《社会指标的应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但是，从社会指标所反映的情况来分析，当时上海在发展中仍存在各种结构性问题。主要是在住房和环境指标尚未达标。 联合国也曾在90年代初用10个指标对全世界100 个城市进行考察评估，满分为100分（100—75分为优，74—60分为良，59—45分为中，44分以下为差）结果上海总分为56分，比北京略高1分，在中国入选的7个城市中名列第一，在世界比较中处于“中上”的位置。当时香港还未回归，得分为67分，属“良”；新加坡总分为79分，处于“优”等。联合国开发署对上海发展水平的评价是：“一个比较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其生活质量程度已经超过美国的一些城市”（注：联合国开发署《世界发展报告》1995年。）。 1997和1999年，联合国发展署又专门发表了《中国发展报告》。进一步用超越社会发展的人文发展观念，对我国各地的发展作了十分科学严密的考察。该报告显示1995年时，上海的人类发展指数（HDI 指数）在全国已名列前茅（注：人类发展指数（HDI， 又叫人文发展指数）是联合国设定的一个衡量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标。它由收入、健康、教育三个指标的简单平均数构成：收入为购买力平价测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健康为初生婴儿期望寿命，教育是成人识字率（2／3权数）和小学、中学、与大学综合入学率（1／3权数）的加权平均数。）。在过去的五年里，上海改革步伐明显加快，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激发起巨大的发展动力，大大缩短了和世界上发达地区的差距。1999年人类发展指数的世界平均值是0.775，而上海是0.885（注：1999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下载于http://www.stat.gov.com）。因此，就总体而言，上海已经进入了世界发达地区的行列，尤其是在人的预期寿命上，上海已经达到了世界的最发达的水平。但是在经济和教育两大指数上，尤其是教育的水平，还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使得在HDI总指数上与世界发达国家拉开了距离。 上海已经具有较多现代型社会的特征，开始进入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 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设计不仅仅是一种目标的设定，而且是对实现整个目标提出了程序的理论。1979年他第一次提到“小康”时，是把它作为不同于发达社会的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当时更多的是从经济指标来衡量社会的发展。五年以后，当我国农村改革已取得明显成效时的1984年时，邓小平开始使用“小康社会”一词，并且说，“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邓小平关于小康的论述最初是对外宾讲的，是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概念提出来的。后来在众多场合逐步扩大其语意范围。特别令人寻味的是其中有一次是1986年在会见来自世界各国各地的荣氏亲属时专门提到的，并以此来号召“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在这次讲话中，“小康”的语意背景是中华文化和“家庭”、以及“私人家族”等。）。将“小康社会”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显然，那时候的小康含义已跳出单纯的经济和生活水平的范围，有了更深刻的社会意义。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思想的理念中，“小康社会”是相对于“大同社会”而言的。它是不同于理想型的“大同世界”的现实社会。中国寻求现代化的发展，从康有为、孙中山到毛泽东都在不同程度上以大同社会为发展的理念。但是对实现大同理念的过程与步骤缺乏现实的认识。邓小平敢于冲破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大同社会”结构的束缚，使中国走上合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现实主义道路。从“大同”到“小康”是一个重要的思想解放。因为它唤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发展的社会性认同，激发起人们对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在中国民间的语意中，“小康”是和“家”联系在一起的。小康社会以“天下为家”的原则建构起来的（注：见《礼记·礼运篇》关于大同和小康的论述。）。所以中国民间历来有“小康之家”的说法。小康思想尊重个人和家庭的利益，承认社会差别不可避免，强调制度与规范的调节作用。这是一般中国人所认同、所理解的基本社会结构形态和普通人所追求的生活意义和生活方式。邓小平很好地将现代化发展的人文与社会的意义中国化了。虽然小康目标可能表面上只是经济发展和中等生活水平的说法，但它背后所蕴藏的以人为中心求发展的过程和对中国传统社会与人文的价值的认同所产生的发展驱动力是必须同时予以充分估量的。改革开放20年来，正是“奔向小康”这个实实在在的目标激励着普普通通的中国老百姓把握机遇，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取得了中国历史上最快的发展。在小康目标的指引和鼓舞下，上海人民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上了台阶，物质与精神的文明建设均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