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和挑战，首先是市场要准入，打破垄断的问题；第二是政策要平等，各种所有制、各类企业要一视同仁，平等竞争；第三是渠道要畅通，一个是融资渠道，一个是跟政府沟通的渠道，现在我们的融资渠道还不畅通，各类企业不是平等的。过去庞大的机构都是为国有经济服务的，现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了，所以也不适应；第四是法律要保障。法律怎么保障，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比如说财产制度，信用制度需要通过法律保障来解决。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改革审批经济的问题。现在在政府行政管理上存在“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越位”，就是市场能够干的事，政府干了；“缺位”，就是政府应该做的事，如服务、引导、监管，做的不够；“错位”，就是一些投资主体本来应该是民间的却由政府承担。解决这三个问题，出路就在于让位，凡是市场能干的事情，都要让位给市场。今年在“两会”上对于我国仍然严重存在审批经济反映很强烈。我们现在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还要搞审批经济。审批经济的存在，市场经济怎么能建立起来。我参加了中央“十五”建议的起草工作，到上海、广东调查，上海反映汽车要改革零件要到北京来审批，广州反映地铁要延长十五公里，不要中央的钱，但是也要审批，而且审批的时间很长。这样的审批怎么适应加入WTO，所以我在政协会上发言讲到怎么改革审批经济，要营造创新环境，我们讲政企分开、政府职能转变讲了多少年了，为什么进展缓慢。因为现在我们改革到这个阶段，深层次的矛盾就暴露出来，深层次的矛盾就是权与利的调整，难度就大了。 审批经济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原因一是我们对审批经济的危害认识不足；二是权和利的调整难度很大，特别是垄断行业；三是法制的理念和政府的理念没有转变过来，认为任何事情都要经过政府批准才能做；政府不认可、不批准的事情就不能去做，做了可能会有人秋后算账。 审批经济造成的后果之一是效率低下。审批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可是我觉得现在有的审批比过去计划经济还厉害。我记得在1956年夏天，上海很热，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要买风扇、鼓风机，但是企业没这个权，要打报告，要层层经过审批，经过11个部门审批，等最后一个部门审批完毕，夏天已过去，这是1956年发生的事情。当时根据这个情况，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这篇文章在1956年12月6号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一个画家在文章旁边画了漫画，企业要买打字机，坐火车跑到北京来审批。当时为什么要坐火车，没坐飞机，因为坐飞机也要审批。当时写这篇文章，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只是觉得这样不行，环节太多，影响效率，造成官僚主义。当时审批经济要经过11个部门，现在上海要经过58个关口，有的地方甚至有上百个。审批经济的结果不仅使市场经济不能完善，甚至不能最终建立起来。 审批经济造成的后果之二是抑制创新。总书记讲了要体制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三大创新。创新靠谁呢？创新靠企业，靠个人。如果什么都要审批的话，怎么创新呢？我曾问过国外的市长，你关心的是什么，对经济发展速度问题怎么考虑？他说这不是我的事，这是企业的事，我就是营造环境，我希望大家来投资，到我这儿来建厂，我划出地盘。人家来了之后，我告诉他什么地方可以盖厂房、住房，我就定标准，高度不能超过多少，不能破坏环境，至于企业到底增长多少，这是企业的事，政府用不着操心。 审批经济造成的后果之三是会造成制度性的腐败。为什么有的政府官员贪污受贿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用审批权力，进行权钱交易。如果没有审批，都是公开的、透明的，政府不设租，人家就没有寻祖的机会了，也就不会给别人制造犯错误的机会了。就是这样造成制度性的腐败。 要改革审批经济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充分认识审批经济的危害性。审批经济严重影响了企业和个人的创新行为和积极性，并且从制度上为腐败创造了条件；二是更新法治理念和政府理念。过去必须经过政府批准才能做事的理念，要转变为凡是现行法律法规没有禁止的事情都可以做，但必须维护社会和他人的利益。政府的主要职能应当为营造环境、创造条件，提供公共产品，并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监管。所以，我觉得加入WTO很大的挑战是对政府部门，尤其是政府职能的挑战。不该管的就不能管。能不能适应WTO，用审批的办法是不适应的，当然我不是说什么都不要管，该管的就要管好，不该管的就不要管。市场能够管的，中介机构、企业能够管的，就要让市场、企业来管。政府应该管好市场、企业不能管的，这需要加强。不要有权有利的抓住不放，为企业服务的就不管，这是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