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社会的发展、政治文明的进步，必须要求日益完善包括政党在内的社会组织构成。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尤其对一个领导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党来说，客观上都面临一个如何不断改革自身以适应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看，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于近代末期，历史进入现代以后，也必须要顺乎潮流，适应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需要，适时调整自身的结构和运作，以便更科学、更有效地影响政权和政治的运作。这种与现代化相联系的政党自身的变革，或称它为改进、改革和完善也好，实际上就是政党现代化的过程。 所谓政党现代化，就其基本含义而言，是指政党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适应整个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过程。这个定义包含以下两层意思，同时也蕴涵了政党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第一，执政党必须适应需要，不断改进自身的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政党现代化是由社会现代化引起的，是整个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与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相适应。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拥有一种在什么样情况下都绝对适用的模式，相反，政党因应政治发展的需要而产生，产生之后还要努力去适应这种需要，否则就可能被淘汰出局。这在今天中国社会的巨变中，就表现为党一方面必须克服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给自身带来的各种历史惰性和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要敢于“否定自己”，勇于超越自己在以往发展过程中曾经建立并行之有效的，而今天却已不适应社会前进需要的那部分思想观念、组织形态、运行机制和活动方式，运用新的实践、新的经验和新的理论观点去解决党在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第二，政党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是政党现代化的根本内容，也是现代化社会作为法治社会向政党提出的必然要求。一个成熟的执政党，不仅应能从容处理内政外交一切重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应该具备健全完备的法规和制度。从实际情况看，西方国家由于长期实行法治，在政党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方面有一套比较成熟的东西。德国最早在宪法中对政党的作用、活动原则等作了规定，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政党法。以后，又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政党的活动作了规范。近年来，即使在已进入“后现代化”阶段的西方发达国家，一些传统政党也在纷纷探讨自身现代化的问题。我们党在理论上有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又有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路线，党的干部队伍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党的制度化建设得到比较显著的加强和改进，大量的党内法规和制度得以制定和颁布。这些都是我们党向现代化发展的主要标志。但是，深入地看，由于我们党是仿照前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模式组建起来的，以后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共产国际的成员，党的组织结构，规章制度、活动方式、党内生活习惯，都受到其影响。再加上我们党长期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环境中，因此，在组织中尚存在许多不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因素。邓小平同志在列举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特权现象等弊端后指出：“上面讲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4页）他还指出，封建主义残余还不止这些。这些都不符合现代政党的要求，“如果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脱离群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因此，能否顺乎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进行改革，不断清除带有封建色彩的各种弊端，建立符合现代政党要求的运作机制，实现党的活动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的前途命运，这也正是我们提出政党现代化的意义之所在。 （二） 党的现代化问题也就是党的发展问题。历史经验表明，政党只有在变革和适应中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是面向新世纪的党，是正在领导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党，如何发展这个党，需要有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观点、新思路。若没有在坚持以往经验基础上的进一步探索和创新，完成党的现代化工程就没有可能。因此，研究党的发展和现代化问题必须始终贯串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改革精神，致力于超越理论的藩蓠和传统的思维定势，用新的实践、新的经验、新的理论观点去充实、丰富和发展，以解决党在现代化建设中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1.理论创新：用改革的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现代执政党建设理论 党的建设理论的发展，是与党的整个事业、党的建设实践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在国际共运史上，从马恩开始，经列宁、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已经伴随着党的建设的实践发展，经历了几次飞跃，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财富。 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总的来说，是适应当时时代的需要产生的，解决的主要是处于在野地位和掌权初期需要巩固政权的情况下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这个党的问题。虽然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但对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的建设，他们既不可能预见到，更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结论。邓小平同志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即便是邓小平的执政党建设思想也只是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作了初步的探索，并没有穷尽其全部。这是因为改革开放还未能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未最终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尚在探讨和形成之中，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理论，只能是原则性的、初步的。 从党的建设实践看，确实也存在一些仍未完全搞清楚的理论问题，需要我们用改革的精神去重新审视已有的理论和体系。例如，在党执政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处理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是居于其上还是居于其中，是居于其外还是居于其内？从列宁开始，党政分开就作为共产党执政的一个重大课题提了出来。然而，党政为什么必须分开？党政分开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党只能进行总的领导而不能代替国家政权机关进行管理？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传统党建理论没有系统回答。理论上的不完善，导致“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党治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中的顽症痼疾。又如党要不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共产党来自人民，接受人民的监督似乎在情理之中，但是，这种监督的理论依据和科学依据是什么？由劳动人民最先进、最有远见的分子组成的党，为什么要反过来接受比较不先进、比较少有远见的分子的监督？传统党建理论没有系统回答这方面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实践中我们看到，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监督是不充分的、乏力的，既缺乏科学性，又缺乏系统性、既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更没有获得制度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