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最令人关注的教育问题，是在当年的高考中出现了罕见的大面积舞弊；同时，高校收费继续大幅度上涨，引起强烈社会反响。这一切，使中国教育大发展过程中的教育公平问题突显。如果不能保证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公平、公正，就将损害没有权势的大多数人的教育权利，这不仅会损害教育自身的发展，并且会严重地危及社会公正。 高考舞弊大曝光 2000年被媒体曝光的高考舞弊案，主要有三起：湖南嘉禾县一中考点发生大面积的、严重的高考舞弊事件，考场秩序混乱，答卷大面积雷同，其涉及面之广、影响之坏，是湖南省恢复高考以来所未有的；广东电白县的高考舞弊案，系电讯器材店出售或出租BP机用以作弊，将答案传到考生的BP机上，有33个考生的答案雷同；湖南省隆回一中选送的14名保送生，13名系作假，其中两人分别是隆回一中正副校长的儿子，另外11名均为县及县属单位的干部子弟。 综合各方面的消息，类似湖南嘉禾一中、广东电白县、湖南隆回一中的高考舞弊案并非个别和孤立的事件，被媒体揭露的只是冰山一角。它引起举国上下的震惊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尽管有种种弊病，但正由于它最重要、最本质的优点——公平和公正，而被人们普遍接受。“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提供了社会公正的基本防线以及人才标准的公信度。这一被视为最公正的高考制度正在受到腐败风气的严重侵袭。一方面，教育规模的扩大、考生和高校招生数的逐年增加的确加大了考试组织、监考的难度；同时，不少地方由于片面追求升学率，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考试舞弊已经呈现出“集团化、规模化”特征。它对当前的教育公正和教育改革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高校收费大幅提高激起强烈反响 虽然随着高等学校扩招，更多的青年走进大学，然而，持续增长的高校收费，又一次敲响了教育公平的警钟。据统计，全国各大学对2000年大学本科生学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提涨，由1999年大致3000元左右，涨到4500元的水平，平均涨幅在1500元左右。2000年北京地区高校学费上调了20%。按照一般院校与重点院校以及专业的差别，学费标准分为6个档次，其高限从4200～6000元不等。上海高校的学费则从5000～6500元不等。广东省普通高校文史类专业学费平均上调26%，理工类平均上调43%，进入“211工程”的高校，学费可上浮20%。2000年，许多师范院校对师范生也开始收缴学费。华东师范大学2000年将师范生与非师范生的收费标准拉平，都是5000元左右。这样的涨价幅度是否有理论和政策的依据，是否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国情？一些调查显示，大多数家长表示对这一价格难以接受。据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的数据，京津广的1000位学生家长中，38%的被调查者可以接受的大学收费标准为每年学费2000元以下，46%的被调查者可以接受的大学收费标准为2001～4000元。也就是说，高达84%的学生家长无法接受2000年4500元的大学学费水平。调查表明，家庭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的被调查者中有25%的人可以接受每年4001～6000元的大学学费，这个收入水平在城市中属中等，而在小城镇和农村中，恐怕已经是相当高的水平了。 广州社情民意的调查显示，对于2000年各地高校普遍每年4000元以上的学费标准，近七成的家长认为偏高，另有三成家长认为一般。表示“完全能承担得了”的家长则不到一成，其余的家长大多只能“勉强承受得了”，极少家长表示“承受不了”。调查表明，家长可以接受的大学的年收费标准平均为3400元。 以2000年学费的最低标准4200元计，按照1999年我国人均收入统计数据，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5854元）的72%，农村居民人均收入（2210元）的190%。如果加上住宿费、书本费、伙食费等实际支出，则将超过一个城镇居民或两个农村居民一年的总收入。如此昂贵的学费，不仅让贫困家庭的子女对上大学望而生畏，即使对普通的家庭而言，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与此同时，不少高校“扩招”低于录取分数线的“议价”学生，每个学生收取数万元费用；许多学校学生转系或转专业也明码标价，收取数万元。这种不规范的行为无疑助长了教育腐败。 教育制度和政策的不公 除了高考舞弊事件之外，人们对现行的高考制度和教育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和探讨，以追求更为公平、公正的教育制度。 倾斜的高考录取线。我国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具备了形式上的公平——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但由于实际录取学生采取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各省市区的录取定额并不是按照考生数量平均分布的，而是按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优先照顾城市考生的准则，因此出现同一份考卷，各地录取分数线的极大差异，从而加剧了原本已经存在的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公平等。例如，1999年湖北、湖南的重点理科院校的录取分数线比北京分别高106分和77分，重点文科录取线比北京分别高78分和90分。 保送生制度和三好生、特长生问题。湖南隆回一中保送生舞弊案被揭露，引发了关于保送生、特长生制度的反思。原本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或优异生开辟的升学通道，在当前严重的社会腐败的环境中，正在成为一些有权势者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的捷径。尽管对保送生增加了综合能力测试，似乎并未能有效地遏制这一势头。许多学者、家长、学生呼吁教育部取消保送生制度，黑龙江省已首先取消了这一制度。类似的是目前实行的对省市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文体特长生等高考加分的制度。事实上，保送生的舞弊通常是在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方面作假。教育腐败的现实与实行这些办法以因材施教、防止“一考定终身”，以及扩大学校招生自主权的初衷产生严重的背离。它使我们认识到当前中国道德失范的严重性，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教育改革的特殊性和必要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