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改革几乎处于一种胶着状态，推进起来非常艰难。究其原因，就是改革使得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发生了较严重的矛盾。因此，如何有效地化解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就成为继续推进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 改革获得支持的前提。改革实际上就是打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一个过程。从经济学原则看，社会中的个体，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对于改革的支持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在于，支持改革给他的收益超过他为支持改革可能付出的成本。 而真正现实中的改革对于社会中的每个人来说有四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改革使得社会中每个阶层的成员的福利都得到增进；第二种可能性是，改革使得社会中某些阶层中的成员福利得到增进，而不损害其他阶层中的成员的福利；第三种可能性是，改革使得社会中某些阶层的成员福利得到增进，但损害了其他阶层中成员的福利；最后一种可能性则是，改革使得社会中所有阶层的成员福利都受到损失。 如果用福利经济学中的所谓“帕累托判别标准”，前两种情况，都是对过去境遇的“帕累托改进”，因此这种改革会受到社会各阶层普遍的支持，改革推进起来很容易；而最后一种情况，改革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减少了，用帕累托标准衡量，“它就是不合意的”，因此，这种改革将因为得不到社会中任何一个阶层的支持而在一个民主的国家根本不可能发生。 最复杂的就是讨论第三种可能性的改革。即改革使得一部分人福利得到增进，一部分人福利受到相对损失。福利得到增进的社会阶层成员显然是支持改革的，而福利受到损失的社会成员显然是反对改革的。这个时候改革能否继续顺利推进，就取决于支持改革的利益阶层与反对改革的利益阶层之间的博弈结果。从静态上看，哪种利益阶层处于社会中的强势地位，哪种势力就会占上风；但从动态上看，随着由强势阶层主导的变动的不断加深，与弱势阶层一方的利益矛盾不断加剧，最终可能导致大范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冲突的形式甚至是暴力。 国家在第三种可能性的改革中的角色十分微妙。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为此提出了国家的一个超越于各利益阶层之上的考虑：“一种‘可容许的改革’必须是一种意味着能够付出补偿的改革，显然还有净收益的改革。只要有这种改革的可能性，社会的处境就不是最适度的。”也就是说，如果改革给社会成员─不要管它来自社会的什么阶层─带来的总收益在补偿改革给社会成员─也不要管它来自社会的什么阶层─带来的总成本后，还有净收益，那么，国家就要支持这样的改革。因为这样的改革能整体上改进社会的处境。用我们常用的一种俗话说，就是“利大于弊”。反之，国家则不宜支持。在这里，希克斯并没有给出国家如何发挥作用。因为按新制度学派的观战，制度变迁是社会中各具体的利益阶层之间博弈的结果，换言之，利益集团才是真正的玩家。所以，分析社会各阶层对改革的态度，是比分析国家对于改革的态度更重要的问题。 当前中国各阶层对改革的态度。1984年以前的中国农村改革以土地承包责任制为主要举措。现在回过头来看，除了权力集团中极少数人感到利益相对受损以外，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成员都直接从改革中得到好处，这种改革基本上是一种典型的帕累托改进，因而也是合意的改革，改革也因此受到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的支持。那也是中国改革的黄金年代，因而也是社会各阶层包括学者在内都感到怀恋的年代。 改革自80年代中期后，情况就不同了。城市改革是从放权让利开始，即进行行政性分权与经济性分权，这是在存量不动时对增量的改革；而对增量进行改革，改革先人者明显受到激励，得到更多的好处。而由于增量一块当时很小，存量较大，所以，分配上的差异并不明显。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增量不断变大，存量一块相对较小了，增量改革的参与者、有权参与增量改革者，无论合法与否，其利益越来越大；而存量一块的利益基本没有大的变动。加之支持存量的财政支撑发生了断流，同时不仅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反对于那些为国家在计划经济下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承担成本的国企职工以及农民，政论没有进行任何补助，且没有兑现以前有过的“老有所养”的承诺。这使得其与增量一块之间的利益差别更大。存量这一块涉及的就是老百姓这一块，包括职工、退出行政岗位的干部，以及自80年代中期开始也成为存量的农村农民。还有一块，增量改革市场化进程，这是一种借助于政治框架推进市场化的进程。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上的规范，发生了一些合情不合理、合理不合法或合法不合理的现象，如腐败现象。包括企业家的收入与支出也没有合理的界定。社会上存在着一部分灰色或黑色收入，使得存量与增量一块之间在利益上的矛盾更加突出。 正是由于自觉处于利益相对受损者的位置，所以，附着在存量上的社会阶层不愿意再进行改革；应该说，渐进改革的思路本身也没有将存量作为改革的主要动力源，而是设想存量不变时先对增量进行改革，然后由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但增量部分又如何呢？由于增量改革的获益者基本上是由知识集团、新崛起的资本集团的成员构成，在人数的相对比例上还处于少数，而且国家如果公开支持这些阶层的成员，与支持附着在存量上的成员即主要由工人与农民构成的劳动集团相比较，不符合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政治正确性”，所以，他们即使想推进符合他们利益诉求的改革也是很困难的。正是由于这样的阶层利益矛盾与冲突，使得今天的中国改革步入困境之中。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经济学者在寻找新的改革动力源时，将视野投向外来压力，认为加入WTO才可以打破目前中国改革的胶着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