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写了一篇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经济货币化的文章(见《深圳金融》1999年第六期),其中涉及到俄罗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同类问题,相比之下奇怪的是:二十多年来中国货币供应高增长并没有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而俄罗斯却遭受了连续不断的恶性通货膨胀之害,这到底是为什么?这次来党校学习,课程中有许多苏联时期及以后俄罗斯经济转型中的问题等内容,旧话重提,又勾起我的兴趣,感到极有必要借鉴俄罗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我国进一步深入改革、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所用。 一、由“经济货币化”引出的话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货币供应高增长时期,货币供应量增长情况如图1所示。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水平除个别特殊年份以外,都比较低,还在一些年份出现了负增长,1953-1978年M[,2]平均增长率只有9.7%,M[,1]只有8.6%,M[,0]更低,为7%;改革开放之后便开始了货币供应量高速增长的历程,1979-1988年是第一个高增长时期,十年中M[,2]平均增长25.9%,M[,1]平均增长21.1%,M[,0]平均增长25.9%。其中1979、1980年连续两年超过25%的增长速度,是由于国家银行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增加的货币发行所致;增长水平更高的是1984-1988年,五年M[,2]平均增长22.8%,M[,1]平均增长20.4%,M[,0]平均增长28.1%,这主要是由于中央银行货币管理过松,银行信用膨胀造成的。1988年之后,货币供应量出现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狭义货币供应量M[,1]虽然都继续保持了高增长,但M[,2]的增幅显然更高,从而使M[,1]与M[,2]差距拉大;1978年时,M[,1]与M[,2]余额相差无几,到1988时,M[,1]相当于M[,2]的三分之二,到1998年时则下降到只有37%。M[,2]大幅增加,说明我国经济中准货币成份迅速上升。
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的货币供应高速增长现象,中外学者均提到一个经济货币化的概念。表1以M[,2]占同年GDP的比率来描述货币化程度,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近五十年来所占比重确实越来越高,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所占比重直线上升,到1994年已超过GDP总额,也即货币化程度超过100%,1996年已达到108.6%,1999年则上升到146%。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经济货币化有没有一个国际标准,用什么指标来衡量;想来想去,可能还是用M[,2]占GDP比重这一指标最为合适。但假如只有用这一指标,相信世界各国的货币化程度是相当不同的,因为M[,2]中的准货币,包括许多金融资产,而现代社会随着金融业的国际化,资金在国际金融市场是横向流动的,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金融资产相对集中,M[,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肯定相对高一些。现在我们对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做一个考察:1995年美国的货币化程度为59%,英国为104%,日本为114%,德国为70%,这是四个主要发达国家情况;发展中国家中,印尼为40%,韩国44%,马来西亚89%,泰国79%(注:见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从以上列举的八个国家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确实高于发展中国家,四个发达国家平均为87%,四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63%。其次我们还看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货币化水平实际各不相同,并不一致,难以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奇怪的是,中国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一个发达国家,但1995年时货币化水平却已经达到105%,不知应作如何解释? 表1: 中国的货币化与经济增长 单位:% 年份M[,2]/GDPGDP增长M[,2]增长 1978 31.98 11.7 1979 36.117.626.20 1980 40.797.827.02 1981 45.974.529.84 1982 48.858.719.69 1983 51.62 10.319.45 1984 57.53 14.739.17 1985 57.84 13.517.03 1986 65.888.831.09 1987 69.85 11.624.94 1988 67.68 11.324.45 1989 70.634.120.06 1990 82.233.830.01 1991 89.919.228.81 1992 95.31 14.233.33 1993 91.15 13.522.98 1994 100.92 12.634.40 1995 105.38 10.229.44 1996 108.589.725.26 1997 121.708.817.32 1998 128.597.815.34 1999 146.127.114.7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相关报表
关于经济货币化的问题,包括世界银行、美国著名金融学家麦金农教授等,都曾做过研究,尤其对中国及东欧、独联体国家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同一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考察,他们共同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和东欧、独联体国家在向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下降的问题,而由财政赤字引起的通货膨胀,只有中国成功地得以抑制,并有能力在进行部分和分阶段的改革时仍保持经济迅速增长,这是为什么?并把这一现象概括为是“中国之谜”(注:见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他们分析的结果是:由于各自所具有的特殊的初始条件不同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时两者的货币化程度差异巨大。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统计,俄罗斯在1990年的M2/GDP已达到100%,而中国1978年则仅为25%,说明俄罗斯的经济在改革初就已经货币化了,而中国的经济在改革开始时尚处于低货币化状态之中。低货币化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一笔巨大的“货币发行收益”,弥补了改革过程中财政的“捉襟见肘”,成为中国在初期较为成功地推进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