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虽然是个农业大国，但远不是一个农业强国。近几年来，尽管耕地和粮食播种面积有所减少，水、旱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但粮食总产量仍然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而农民并没有因为粮食丰产而增收，反而出现了自1997年以来持续四年的收入增幅下降趋势。这一持续多年的农民增产不增收现象已严重影响到国内消费市场的供求平衡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六大因素 一、农业生产的高成本约束。经济活动的实质就是通过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以获取最大利润的过程，投入产出比是衡量获利能力的主要指标，生产成本则是决定其获利能力的根本因素。农业生产虽然有它的特殊性，但生产成本对农业经济利益的决定作用同样存在。农业生产成本主要由土地、生产工具、生产资料、人力资本和税费负担等要素构成。据安庆市粮食部门对各县（市）部分种粮户早稻生产成本调查，1999年每亩早稻种子费15元，育秧薄膜费3元，抛秧软管盘费10.67元，化肥50.3元，农药15元，耕牛代耕费60元，灌溉费10元，农业税及附加52.53元（早稻负担部分），人工费105元，合计321.5元（见2000年9月6日《安庆日报》），这里除税费负担外都是一次性的生产性投入（属于可变成本），而且还没有计算交通、工时等交易费用、有偿服务费用和其他应摊入的费用。政府出台的早稻收购价为每50公斤33-36元之间。可以算两笔帐，一是按平均每亩最高产量350公斤计算，每担早稻生产成本为45.93元需倒贴10多元，二是借用去年实际情况计算，1999年全市粮食产量1629141吨，耕地面积270092公顷，但粮食播种面积557.9万亩，合37.19万公顷，复种指数为137.8%，平均亩产仅为0.292吨。这样每担成本即达到55元，将要倒贴20多元。两种算法都表明农业剩余的基本消失。这与新华社记者报道的湖南省情况基本一致（见2000年8月25日《安徽日报》）。而农业生产出现亏损必然意味着，一是降低劳动力价值，二是降低农户的资本积累能力，只能维持最低水平的简单再生产，三是降低农户的消费能力（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由此可见，居高不下的农业生产成本显著降低了农作物生产的获利能力，明显削弱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已成为农民增产不能增收的硬性约束。 必须指出，税费负担是农业生产成本的重要构成部分，并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先看宏观税负，从1980、1985、1990、1992四个年份看，国家以税金形式从农民人均纯收入拿走的部分分别为66亿元、188亿元、380亿元和597亿元，同年财政支农资金分别为150亿元、153亿元、307亿元和373亿元。数字显示的结果是改革之初国家给予的多，拿走的少，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分配关系很快就不利于农村。从1980年顺差84亿元到1992年变为逆差224亿元。其结果至少是加大了农民的生产性支出和农村的财政负担（《公平与效率》杨宜勇等著，今日中国出版社，第99页）。 二、农产品市场售价低的约束。在当前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和耕作技术条件下，单位面积的耕地其产出率是相对稳定的，每个农村劳动力或每户所能拥有的耕地数量及其产出率也相对稳定，并且成为农民收入水平的两个基本约束因素。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存在着一个不能超越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农民收入也因此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可能性边界”——预算约束线。在此情况下，价格因素则是除成本之外能够决定农民收入水平的第二大因素。市场价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农产品销售价格，二是农业生产资料购买价格。 1.农产品销售价格的影响。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既反映了农产品的市场供求关系，又是农业生产持续进行的重要信息资料，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增长。单从农产品价格上算帐，最近三年来粮价下跌三成多，棉花下跌四成多，仅此两项全国农民减少收入3500亿元。典型调查情况表明，1999年油菜籽收购价下降31%，鱼类售价下降24.1%，禽类下降31.7%，农民出售产品的现金收入比上年减少17.9%，只有135.79元（见2000年9月27日《安徽财税报》）。2000年粮价又在去年低价基础上再跌三成以上，只有历史上农产品最高收购价格的40%左右，而市场实际价格早稻每担只有31元，中晚稻的定购价也只有55元左右。这里当然有品种质量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供大于求导致粮价下跌过多的影响。仅此一项，农民人均将直接减少收入200元以上。 2.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农民收入水平不仅受农产品销售价格的影响，还要受农业生产性投入力度大小的制约。在粮食价格上涨、农业生产获利较高情况下，农民生产性投入的积极性高涨，愿意增加良种、肥料、农药、动力等方面的投入，这样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高低将较多地影响到农民收入水平；反之，农民将减少这方面投入，从而较少受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波动的影响。虽然差异是存在的，但影响也是实在的。以1999年为例，当年市县级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虽然下降4.7%，而农产品成交价格指数下跌更多，达到12.0%（据省统计年鉴资料）。今年在农产品市场持续低迷、粮价继续下跌情况下，由于钢材、石油价格上抬等因素导致农用工业品价格已呈上扬态势，仅化肥涨幅就达15%以上。这里还没有考虑到历史形成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差异同样可以增加农业生产成本，减少农民收入。 三、农户经营规模的约束。规模经济效益理论是现代经济理论上的重要发现。现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留着家庭经营的小农经济特色，无法通过适度的规模扩张来降低成本，取得最大的规模经济效益。统计数字表明，1999年，安庆市实有耕地由上年的270092公顷降低到269855公顷。再看耕地占有情况，按1999年全市实有耕地存量和当年农业人口510万人、农户1232551户计算，人均耕地0.053公顷，户均仅0.22公顷。若按劳动力计算，则当年末全市实有农村劳动力2747159人，劳均耕地也仅0.097公顷（据省统计年鉴资料）；而现在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每个农村劳动力一般可耕种7亩，约合0.467公顷。照此计算，全市现有耕地只需58万劳动力耕种，将富余217多万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79.19%。即使按照每个农户一个劳动力计算，也将富余150多万劳动力。这就意味着仅劳动力使用上的效率损失就高达54.7%，不仅没有实现劳动力的充分使用，而且由于每个家庭、每个劳动力需要熟悉农业生产全部生产环节和生产技术，所以无法通过劳动分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进而提高劳动力水平的要求，小农经济特色由于土地使用制度创新的滞后而固定格式化。不仅如此，农村还存在大量非农产业的从业人员如小手工业者和建筑工人，他们多把耕种土地作为一种兼职，土地已经成为他们参与市场竞争的安全保障系数的标致。农业经营规模小不仅不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效益，而且还妨碍了通过农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规模扩张来提高土地产出率并增加收入的途径，从根本上制约了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