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在上述关于政府管制的谈话里还指出，市场本身确实有不完备的地方，但我们不能由此简单地推断管制一定能解决这些问题，国外几十年管制的经验、大量的案例已经证明，管制可能比市场做得更坏而不是更好。我们必须清楚，并不存在一个最优，我们只能选择次优。张维迎认为，中国管制的成因与经典管制理论的分析相去甚远，很难在教科书中找到现成的解释。中国经济中到处存在的管制，与其说是为了解决“市场失败”，不如说是政府为了消灭市场。他指出，西方管制的出发点是维护市场秩序，而我们过去搞的计划经济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取消市场，消灭竞争。在我们消灭了市场，消灭了所有的企业，消灭了企业家精神之后，政府集所有功能于一身。而到了转轨时期，这些功能之间的冲突就显露出来了，政府借助于行政垄断权来保护它在其它方面的利益，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管制。他指出，为了短期利益目标，我们形成了整个经济运转机制的常态，国有企业已经离不开给它输送“激素”的管制了。不过，大量的管制在中国的出现，更主要的根源还在于政府角色的冲突和错位。当国有企业发生亏损时，政府不能坐视不管。因为政府本身是企业的所有者，承担着亏损的责任，它自然不希望亏损。为此，它可以利用政府社会管理者的职能，利用其特有的垄断权力，来保护自己作为所有者的利益。所以，在转轨经济中，如果政府一方面是企业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社会的管理者，就会存在深刻的角色冲突，政府就可能利用它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垄断性权力，来谋取它作为所有者的利益。我想这就是我们目前各种各样的管制不断出现的深刻原因。 【主持者言】张教授剖析政府管制问题的这一长篇谈话正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连载。主持者读来甚觉过瘾，并考虑待其连载完毕后将择时在《参考文选》中推介给读者。以上所选的只是第一部分的两段节录。张教授的经济学学问十分深厚，不但思想犀利深刻，其表述方式也深入浅出，尤其擅长于打比方，使对经济学理论不甚了了如我辈者也觉得非常好懂、好读，这在当今经济学家中是非常少见的。比如本题所引“不存在最优，只能选择次优”，实为精辟，令人油然联想起丘吉尔关于“市场经济只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的名言，而张教授此言的“形而上”意义显然在丘吉尔之言之上。当然，张教授的这一论断并非泛指，比如在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领域，“最优”确实是存在的，自然科学家当然要追求“最优”为目标（至于它所追求到的是否真正的“最优”则另当别论）。但在社会科学领域，“最优”的标准就要模糊得多。而在个人或团体（包括政府）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最优”又确实是难以达到的，明智的做法是选择“次优”，原因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不得不受各种因素的牵制，不可能一厢情愿地完全照着自己的意志行事。而且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利弊互现，绝对地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无可寻觅。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对“政府管制”而言更是如此。政府对某些事情实行“管制”，唯一合理的原因只能是实行管制对公众利益所造成的损害要比不实行管制为多。但这种是否实行管制的权力又不能掌握在政府自己的手里，否则政府就会“天然地”滥用权力、滥行管制而为自己个人或团体谋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教授以上所讲的问题，与其说是属于经济学范畴，不如说是属于政治学范畴。因为假如政府的权力不受到限制，即便是你把道理讲得透彻无比，它仍将我行我素，照样不会放松管制。所以，准确地说，张教授是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提出了一个政治学的命题。我们在拜读了张教授的论述（还没有读完全文）之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生产力要获得进一步发展，必须要进一步改革生产关系，当前尤其重要的是应消除政府部门对经济的滥行管制；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有赖于对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实行法治原则，进一步限制政府的权力（关于这一点吴敬琏教授亦有精到的论述，请参见《特供信息》今年第7期）。显然，我们的看法与《21世纪经济报道》编辑的看法是一致的，因为他们编发张文时，在版面的天头上用黑体大字引用了邓小平的几段名言。语曰：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耐人寻味的是，邓小平讲这番话，距今已经是整整20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