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在东南亚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中文报刊和主要刊载中国新闻的西文报刊。随后，在中国，尤其是在南方沿海城市，出现了一大批报刊。但是，在二百几十种报刊中，80%以上是由西方人创办的。 西方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以鸦片战争为界限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主要表现为在中国南方沿海的渗透，后一个阶段主要表现为向中国北方和内地发展。 一 东南亚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鸦版战争前这里和中国广东沿海是西方人的办报基地，曾先后出现过六家中文报刊和十一家主要刊载中国新闻的西文报刊。 在这些报刊中，最早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由英国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密兰(William Miline)二人1815年8月5日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创办的月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它是外国人办的第一家以华人为对象的中文报刊。该报刊以木板雕印，每期五页，约两千字，由巴礼逊和密兰分别执笔，以宣扬基督教教义为主要内容。《察世俗每月统纪传》除在马来西亚的华侨中免费散发外，还由专人送往广州，分送给参加县试、府试和乡试的士子。该刊初期印500份，后来增加到1000份，共出版80余期，于1821年停刊。 1822年在澳门创刊的葡萄牙文报纸《蜜蜂华报》是在中国境内第一家西文报纸。1827年创刊，在广州，香港、澳门三地出版发行的《广州纪录报》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家英文报刊。1828在澳门创办的《依泾杂说》可以算作第一家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文报刊。除上述之外，在这一时期先后出现的报刊还有1823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创办的中文报刊《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1828年在马六甲创办的中文报刊《天下新闻》、1832年在广州和澳门创办的英文报刊《中国丛报》、1833年起在广州和新加坡两地出版发行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1834年在澳门创办的葡萄牙文报刊《澳门钞报》、1838年在广州创办的中文报刊《各国消息》，等等。 在鸦片战争前的办报活动中表现得比较活跃的人物除马礼逊和密兰外，还有担任过《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和《天下新闻》等报刊编辑的麦都思(W.H.Medhurst)，担任过《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和《中国丛报》编辑的郭士立(C.Gutzlaff)、担任过《各国消息》编辑的奚理尔(C.B.Hilier)和理雅格(J.Lergge)、e)担任过《中国丛报》编辑的裨治文(E.C.Bridgman)和帕克尔(P.Parker)等。这些人大多数号称“谙习汉文”，熟悉中国情况，被西方人誉为“中国通”，但是实际上他们对中国的文化了解得并不深刻，有的人甚至闹出笑话来。如郭士立居然将《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误认为是“一个性情暴躁的女子”。因此，他们事实上很难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全面、正确地反映出来。而且，他们所办的报刊的质量也不高，只是一种定期的高级宣传材料而已。所以，这些报刊的印数一直不大，大多仅能存在三五年。延续到鸦片战争之后的仅有《广州纪录报》和《中国丛报》，前者于1845年停刊，后者于1853年停刊，这两家报刊影响也并不大。 鸦版战争撞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人的办报活动也由广东沿海逐渐扩展而深入到两湖、江浙和京津等地。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将近半个世纪里，西方人先后办了近170种报刊，其中既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这些报刊中，中文报刊主要有香港的《遐迩贯珍》月刊、《香港新闻》，广州的《中外新闻七日录》周刊、上海的《六合丛谈》月刊、《万国公报》月刊、《圣心报》、《学塾月报》、《上海新报》、《申报》、《字林沪报》、北京的《中西闻见录》月刊、《新学月报》、《燕都报》，天津的《直报》，武汉的《字林汉报》，等等；外文报刊主要有香港的《孖剌报》(“Daily Press“)、《德臣报》(“China Mail”)，上海的《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上海航运日报》(“Daily Shipping and Commercial List”)，等等。这些报刊不仅有教会和传教士们办的，而且有洋行、洋商和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使馆支持和资助下的所谓文化团体办的，它们分属于英、美、法、俄、德等国。 鸦片战争以后比较有名的办报人物，除了前面提到过的麦都思、奚理尔、理雅格外，还有西方人林乐知，李提摩太、奚安门、梅杰、福开森、艾约瑟、丁韪良、慕维廉、傅兰雅、李佳白、玛高温等，以及中国人赵逸如、席子眉、席子佩、汪汉溪、董明甫、吴子让、蒋芷湘、袁祖志、铁昕伯、黄式权、蔡尔康等。由于长期在中国境内活动，上述我国办报人物的汉学修养已超越前人，加上后面所列的那些中国人的参与活动，使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办的报刊的质量比鸦片战争之前有了较大的提高。 二 西方人办的外文报刊和中文报刊在内容的基调上是大不相同的。 外文报刊的主要对象是西方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和军人，它们是西方列强侵华的文化尖兵，因而从创办之日起他们就赤裸裸地宜扬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政策。一方面，这些报刊广泛地搜集有关中国国情的资料，大量地刊载介绍中国文化、历史、地理、物产的文章；另一方面不断地发布有关中国沿海要塞的火力配置和军队驻防的情报，并狂妄地嘲笑中国的国力薄弱，恶毒地侮辱中国人民，宣称中国的军事力量是“普天之下为至软弱极不中用之武备”，“其炮台却似花园之围墙”，为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摇旗呐喊。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这些报刊曾将开脱西方鸦片贩子罪责和攻击林则徐等人的禁烟主张作为重要内容。它们连篇累牍地译载中国官方公布的有关禁烟政策的文件，提供给西方侵略者参考。它们也曾详细地记载西方鸦片贩子行贿和满清官吏受贿的情景，毫不隐晦地刊登英使义律和鸦片贩子头目颠地商讨反华对策的言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