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1)04-009 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国民党失败，由于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国经济实乏善可陈，因此研究者亦较少涉及（注：关于战后中国经济尚缺少专门研究，相关研究可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三联书店1963年版；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虽然国民党也曾企图进行经济恢复与重建，但为时甚短。随着内战重起，国民党军事由盛而衰，其统治区日渐缩小，经济形势亦江河日下，正常的经济活动已很难进行，更无论发展了。本文即以经济恢复与重建为中心，勾画出战后初期中国经济之概貌，并研究其间之土地分配、国家资本、通货膨胀等若干问题，期以为战后中国研究之拓展有所助益。 一、未如理想的经济恢复与重建 由于多年战争，中国原有经济体系被割裂，生产力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抗战胜利后亟待恢复与重建。有利面是，日资产业被接收，既增加了国家经济实力，又减少了外资对华资的挤压（注：关于接收敌伪产业的总数量，现有统计数字不一，估计在3.3亿美元至8亿美元之间（“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台北1966年版，106-107页；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22页；《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604页。）；恢复与重建的市场需求旺盛，对经济是重要的刺激因素。不利面亦非常明显，政局不稳，社会不安，交通受阻，内战重起，统一市场无法形成；东北、华北工矿业集中地区受到战争影响，损失严重；币值不稳定，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各方投资意愿低落。总体而言，经济恢复与重建困难多多，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1945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作为负责全国经济工作的枢纽性机构。兼任该会委员长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提出战后经济政策纲领为：一、扶助民间事业，协调国营民营关系，使它们的配置轻重合理；二、平衡政府收支，协调各部门利益；三、与友邦进行经济合作，坦白互惠（注：《大公报》（重庆）1945年11月27日。）。由于蒋介石“在政治上关心对付旁的政党，特别是共产党，超过他对经济建设的关心”（注：《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266页。），宋子文因而主导了战后初期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其核心是通过开放金融市场，稳定币值，重建统一的经济体系，恢复经济活力。但是宋子文虽自诩为经济专家，却深知实现这一任务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他在答复参政员质询时说：“我没有离奇巧妙的办法，不过无论任何办法，必须切合国内外情势环境，……目前的困难尤多，因此，我极希望有能力的人来代替，本人能力薄弱，与各位所理想的人，相距甚远。”（注：《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8册，930页。）即便宋子文如此低调，他的经济政策仍引起社会各界以及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的普遍不满。在其任期内，经济政策不是扶助民营而是偏于国营，政府收支不仅不能平衡反而赤字愈增，对外经济关系因进口剧增而严重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其经济计划可谓均成泡影。就实际情形而言，内战重起之后，战争再次成为国民党面对的中心问题，继宋子文之后的历任阁揆，经济无确切政策可循，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拆东墙补西墙，以维持经济基本面的形势。 在经济恢复与重建方面，轻工业中的棉纺织业由于日资退出与复员所需，加之低价美棉大量进口，以及投机囤购因素，恢复较快。1947年，全国华资厂的纱锭和布机数分别超过战前59%和1.1倍，纱、布产量分别超过战前17%和3.3倍。面粉业，虽然华资厂数和生产能力均超过战前，但由于原料缺乏，美国面粉进口大增，产量逐年下降，1948年仅及战前产量1/3。火柴产量较战前略有增长，纸的产量则超过战前1.9倍。重工业中的采矿、冶金业基本在低谷徘徊，产量下降较多，惟有电力工业恢复较快，产量亦有大幅度增长。就地区而言，沿海城市经济，由于复员对消费的刺激和资金的流入，加上其原有的经济基础较好，首先得以恢复。1947年，上海新登记工厂数达到9285家，创历史记录。同时期上海、天津、广州、青岛四市华商工厂工人数占全国总数之比例，由战前的41%增至70%，显示经济活动更进一步集中至上海等沿海城市。而后方工业则因厂商急于清货复员，资金紧缺，加之本身就是战时产物，缺乏坚固基础，战后几一蹶不振。1945年底，后方工业指数较8月间下降20%以上，其中重工业下降了一半左右。（注：本段资料均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640-667页。各项统计均为华资，战前统计不包括东北和台湾。） 关于以工业为主的战后经济恢复与重建之程度，就工厂和工人数统计，1947年底全国登记工厂数为15048家，工人100万人，比1936年分别增长了1倍多和64%。就实际生产量统计，1947年华资企业产煤1949万吨，铁3.6万吨，钢6.3万吨，电37亿度，棉纱170万件，棉布4763万匹，面粉5565万包，火柴85万箱。与1936年比较，除了面粉下降50%外，其它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电力增长3.8倍，棉布增长3.3倍。但如与包括外资在内的1936年全国总产量比较，则火柴为0.70，棉纱0.67，煤0.52，面粉0.37，钢0.17，铁0.05，只有电为1.21，棉布为1.28。由此可见，战后轻工业尚未完全恢复到战前水平，而重工业距战前尚有相当距离（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644、794-795页；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143、146-147页。1947年如加上外资企业产量，恢复程度可能更高一些。但由于外资在工业资本中所占比例已自战前的51%大幅度下降至战后的17%，同时公用事业占外资工业资本的比例，则从战前的25%上升至战后的44%（《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722-723页），因此外资工业品产量占全部生产量的比例可能已不足10%，对经济恢复程度的影响不算很大。如棉纺织业的外资比例已下降至1%，其影响已微不足道。）。这主要是由于传统重工业基地东北因苏军强拆装备而损失巨大，东北和华北又为内战之中心，恢复与重建受到严重影响。据今人研究，从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看，战后除了新式交通运输业指数较战前上升了22%以外，其它近代工业生产指数均在下降，其中近代化工厂制造业下降21%，矿冶业下降更高达58%，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由战前的21.81%，下降到战后的19.7%。（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743、793-796页。本文所论之经济恢复与重建，均以1936年作为比较的参照系，因为该年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峰年，而且统计资料相对完整。实际上，由于战争的影响，战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较之战前有了很大变化，以战前作为参照系的比较是否完全合适，尚有讨论余地。限于篇幅，本文不论，或可另文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