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1)04-0025-08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6月27日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20周年，这两件大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都有着密切关系。因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领导力量，左右着共和国的兴衰成败，决定着国史的走向；是《历史决议》科学总结了建国后前32年的历史，成为国史研究必须遵循的指针。所以，在纪念这两个重要的日子时，很有必要谈谈关于加强国史研究的问题。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50年代末期。但从严格意义上说的国史研究，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1979年9月，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为契机，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叶剑英将在庆祝大会上发表的讲话稿。这个讲话简要回顾了建国后30年的历史，对其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初步总结。当时，客观形势要求党对建国后的历次重大运动、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作出更加深入、更加明确、更加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结论，于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及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邓小平主持和指导下制定的，起草时间长达一年零八个月，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提出了重要意见，还在党内4000人范围进行了讨论，又在一部分党外人士中征求了意见。因此，制定决议的过程也是一次高层次的集体研究国史的过程。决议对国史研究中的许多难点、热点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为国史的进一步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在这一背景下，胡乔木倡议对建国以后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作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随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方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宣传部部署，由邓力群、马洪、武衡为编委会主编，具体组织编辑了《当代中国丛书》。这套大型丛书按照部门、行业、省市、专题分卷，先后参与编写的领导干部、专家、实际工作者有10万多人，至1999年出版了150卷，共1亿字，3万幅图片。它利用了大量丰富、确凿的档案资料，叙述内容包括建国后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发展历程、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为系统研究国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0年，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提议并经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批准，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央赋予当代所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撰写、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并负责联系和协调全国的国史研究工作。此后，当代所聚集了一批有志于国史研究的专业人员，创办了以出版国史著作为主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和专门反映国史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1992年，又以当代所为依托，成立了团结国史学界专家、学者的学术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这一切，标志着国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式登上了学术舞台。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深入贯彻、学术环境的日益宽松和国史资料的大量披露出版，人们对国史研究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在《历史决议》的指引和中央有关部门的推动下，国史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几年出版的国史通史、专著、工具书不下百种，涉及国史的文选、传记、年谱、大事记、回忆录、论文集、资料汇编等就更是不计其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有关建国后内容的四章，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当代中国研究所主持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这些书籍的陆续出版，使国史研究的学术园地呈现出百花齐放、硕果累累的繁荣景象。 对国史研究事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一开始就给予了积极支持、热情关怀和亲切鼓励。1999年，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新闻出版署、当代中国研究所共同召开《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江泽民、朱镕基、李岚清、丁关根、李铁映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代表，并合影留念。江泽民在讲话中强调：“总结历史，说明现在，探索规律，启示未来，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和其他研究工作的同志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当代中国》丛书为我们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发展进程、经验和规律，为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教材。大家应该充分运用这部丛书的科研成果，为资政育人服务，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1]朱镕基在参观丛书样品时提议，这套丛书要出修订本，要把这件事继续搞下去。中央领导的指示，给国史研究事业指明了历史的责任和光辉灿烂的前景，使国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 国史作为社会科学中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已经形成并存在多年了。但人们对此在认识上至今尚未统一，仍然有人抱有这样或那样的怀疑。 尊史、重史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在中国悠久的史学长河中，确实存在过当代人只写前代史而不写当代史的习惯。但这个习惯是在封建社会造成的。在封建社会，所谓当代、前代是以帝王姓氏为标志的朝代来划分的。在某姓帝王的专制统治下，历史学家编写当朝的历史，颇多忌讳，难以做到秉笔直书，只好等到改朝换代后再“盖棺论定”。另外，在封建时代，由于交通、通讯、印刷等手段落后，各种资料的积累和信息的反馈需要较长时间，客观上也给当代人写当代史造成种种不便。现在，这些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不利因素大多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在封建时代，写不写当代史仅仅是史家的事，人民群众并不关心；而今天，掌握了自己命运并积极参与国事的人民群众，要求了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希望看到当代史。最近，当代中国研究所进行的千人问卷调查统计显示，认为做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必要了解国史的占98%，对国史感兴趣的占88%，便是有力的证明。况且，即使在封建社会，也不乏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事例。比如，司马迁是西汉初年人，他写的《史记》共130篇，其中写西汉初年人物和事件的有51篇，重点写这一时期历史的有15篇，合计占《史记》一半以上的篇幅。因此，说《史记》是一部当代人写的当代史并不为过。诚然，与研究对象相隔时间太近，容易造成史学工作者认识上的局限。但是，这可以通过不断提高国史工作者的认识能力来加以弥补。何况，后代人写他们没有经历过的历史，往往会显得隔膜，也有他们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应当从变化了的实际出发，摒弃过去时代留下的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的成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