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738(2001)02-0025-04 李大钊与段祺瑞，可谓同时代中两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是进步的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并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一个是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的总理和执政、皖系军阀的头子、封建专制独裁者和卖国贼。史料表明，李大钊与段祺瑞没有发生过任何直接交往和接触。但是，从1916年到1926年的十年间，他们作为同时代的政治人物，都在同一个社会政治大舞台上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共同的社会政治背景把两位截然不同的历史人物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使他们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本文就此加以略述，以期待于专家与同行的指教。 一 皖系军阀段祺瑞上台之前，北洋军阀政府的头子是袁世凯。李大钊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和认识上，曾有过误把他当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大总统加以拥护的教训。遭受洪宪帝制劫难之后，李大钊在对待严肃的政治问题上采取了慎重的态度。 虽然他热切期望早日恢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但没有急于寄希望于新的当权者段祺瑞，而是对这位政府总理持谨慎的观望态度。 袁世凯称帝败亡后，李大钊同许多人一样，迫切希望早日“复活”和“再造”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他认为，袁亡之日，即是“中华再造之始”。李大钊还具体规划了“青春中华”的理想蓝图，这就是以“与‘南京临时约法’居于同等之地位”的“云南宣言之精神”[1](p.239～248)为指导，建立一个人民享有“教授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1](p.244～245)的、地方分权的、各党各派互存互竞的、“名实相符之立宪政治”[1](p.239～240)制度。 那么，如何建立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呢？依靠什么势力和人物建立这样的社会制度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的代表者。前者主张用革命的方法彻底推翻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可谓反段派；后者主张用改良的方法对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政权及其代表人物加以改造，使其与资产阶级和平共处，逐步建立立宪政治制度，可谓拥段派。当时在李大钊私交颇深的友人中，既有反段者，也有拥段者。但是，李大钊并非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平庸之辈。他对时政及政界要人有着独到的见解和认识。他摆脱了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偏激浮躁心理，并没有立即对段祺瑞表示反对或拥护的态度。李大钊这种深邃持重、成熟老练、不偏不倚的独特思维方式，既反映了他显明的个性特点，又表明了他独具特色的政治品格和见解。其政治立场是介于国民党激进派和研究系之间，对段祺瑞及其政府既不盲目拥护也不简单地反对，而是持谨慎的观望态度。这是他探索创造理想的“青春中华”之路的必经阶段。诚然，由于他到达理想彼岸的心情非常迫切，所以他不可能一直采取观望态度。他要继续探索，继续前进。 二 但是，李大钊这种充满浓厚理性色彩的美好蓝图与严酷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决定了他前进的道路不是宽广、笔直、平坦的光明大道，而是有障碍、有陷井、有十字路口，往往容易出现曲折，甚至误入歧途。1917年初，由于对德外交问题和府院之争问题的发生，使李大钊在纷繁复杂的政治舞台上迷了路，自觉不自觉地偏向了拥段的一边。《甲寅》日刊初期的李大钊，对段祺瑞采取了完全支持，拥护的态度。 （一）支持段祺瑞对德绝交宣战的主张 在对德外交问题上，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存在着尖锐矛盾。黎主张严守中立，段主张绝交参战。这期间，李大钊先后发表《美德邦交既绝我国不可不有所表示》、《我国外交之曙光》、《中德绝交后宜注意西北》、《中德邦交绝裂后之种种问题》等文章，要求中国政府坚决站在美国等协约国一边；赞扬段祺瑞政府对德抗议“实为我国数十年来于外交历史上，特放一线曙光”[1](p.276)；认为国人应“秉其同心同德捍御外侮之精神”[1](p.325)，支持段祺瑞的对德外交政策。 （二）反对国人反段限段的言行 李大钊认为，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国民当一心一德以御外侮，而为政府之后盾”[1](p.328)。他在《论国人不可以外交问题为攘权之武器》、《一致与民望》、《爱国之反对党》等文中指出，国人不应在外交问题上“攻诘政府”和作为“攘夺政权”之具[1](p.304)，认为在国家多难之秋，根本就不应该有“政府反对党存立之余地”[1](p.328)，即使有，也应做“爱国的反对党”。而爱国与否的标志，就是看其是否拥护段祺瑞的对德绝交、宣战主张。他还希望各派政党应放弃成立“联立内阁”和实行“平民政治”的主张，“举其信赖之诚以为政府盾”[1](p.279)。 （三）为段祺瑞政府的对内政策和劣迹丑闻辩解 当时，有人对段祺瑞政府借外交手段加强对内专制统治的阴谋表示过忧虑。而李大钊则断定那种认为“政府将借对外为口实，而久尸军事内阁之名，以行其武断统治”[1](p.297)的疑虑是不必要的。因为在战争时代，实行“军事内阁”是世界潮流；而战争结束，军事内阁将自行告终，平民政治之精神重新复活。1917年4月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段汝骊受贿案被揭发，社会舆论大哗。有人对现政府是不是立宪民主政府提出了怀疑。而李大钊在《受贿案与立宪政治》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个案件，“若在专制时代”决不会被揭露，“此案之发觉，直可谓为立宪功用之所赐也”。因此，他表示“不以新人物中之有一二罹罪恶者而全失望于今朝”[1](p.458～4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