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1)04-0105-06 在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一批有志于振兴中华的志士仁人，曾为变革两千年来所形成的封建政治制度作过许多理性上的思考和实践上的探索。 20世纪之初，孙中山对中国的官僚体系这样分析和描述过：“支那国制，自秦政灭六国，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务愚黔首，以行专制。历代因之，视国家为一人之产业，制度立法，多在防范人民，以保全此私产；而民生庶务，与一姓之存亡无关者，政府置而不问，人民亦从无监督政府之措施者。故国自为国，民自为民，国政庶事，俨分两途，大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别。政府与人民之交涉，只有收纳赋税之一事，如地主之于佃人，惟其租税无欠则两不过问矣。”（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0页，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在这种代代相因的封建政治体制之下，一方面人们看到了这种官僚政治的腐败与黑暗：“用输入物质文明的方法不能改良中国，只有用根绝官吏贪污的办法才行。这种官吏贪污，越来越坏，十年以前被认为骇人听闻的事，目前是十分平常。在最近以前还没有为出卖官职而制定一个固定的价目表的事情”，而现在当局的官吏“变得这样无耻”，“对于两广（广西、广东）的每个官职曾定下一个正规的价格表”。（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05页。）上至两广总督下至城乡公所的大小官吏，以“合法”和非法的手段贪婪地聚敛钱财，以“支付他上级对他索取的贿赂”，（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95页。）或满足那难填的欲壑。这种腐败现象“又是根深蒂固遍及于全国的，所以除非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95页。）另一方面，有识之士也体察到，世界范围内的民主主义思潮给一些西方国家注入了政治上的活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主权在民”的思想、议会共和制度等等，赢得了当时寻求中国进步和发展的先进分子的阵阵喝采，给沉寂已久的中国政坛吹进了一丝清风。在这种背景下，伴随着国内的民主革命浪潮，和着世界上民主主义思潮的节拍，孙中山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理论。三民主义理论中，民权主义占有核心地位。因为它不仅明确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终极目标，而且为国体和政体的改变奠定了理论基础。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不同政治派别的人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对三民主义作出各种阐释，运用三民主义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戴季陶、蒋介石将三民主义儒家化，以排斥当时已经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汪精卫则从实质上将三民主义篡改为卖国主义，为“亲日”寻找理论依据。从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三民主义中，惟有邓演达以其真知灼见和爱国的情怀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阐述，更符合孙中山的本意。他所信仰的三民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忠实继承，而且有了明显的发展，尤其是对孙中山的民权思想，更是继承中的超越。 邓演达对三民主义的革命意义作了这样的概括：“民族主义是革帝国主义者统治的命而求中国的自由独立”；“民权主义是革封建政治的命而造成民主的政治”；“民生主义是革封建经济的命而得着（走）非资本主义建设道路”。（注：《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邓演达文集新编》，第1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翻阅邓演达短暂生命历程中的全部讲话、书札、文稿，其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诚，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仰跃然于纸上，对孙中山民权思想的超越显而易见。 1.在对封建制度的批判上，孙中山以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武器，对封建专制政权进行全面批判；邓演达立足于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主张从改变封建官僚政治体系入手，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影响社会发展的根基。这是实现民权主义的前提。 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对清朝政府260年的统治是这样评述的：“（一）满州人的行政措施，都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并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二）他们阻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三）他们把我们作为被征服了的种族来对待，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与特权。（四）他们侵犯我们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五）他们自己从事于、或纵容官场中的贪污与行贿。（六）他们压制言论自由。（七）他们禁止结社自由。（八）他们不经我们的同意而向我们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九）在审讯被指控为犯罪之人时，他们使用最野蛮的酷刑拷打，逼取口供。（十）他们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十一）他们不能依责保护其管辖范围内所有居民的生命与财产。”（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2页。）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几千年来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不过，“中国积弱，至今极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封建的专制制度，必然造成“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注：《香港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页。）孙中山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和对民权主义的张扬，主要以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武器，在有关民权主义的六次讲演中，他不仅首先开宗明义地解释了“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5页，中华书局1986年4月版。）而且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考察了民权在两千年前之希腊、罗马时代就有了萌芽，而近代的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就是民权革命。（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6-264页。）“欧美两三百年来，人民所奋斗的所竞争的，没有别的东西，就是为自由，所以民权便由此发达。”（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71页。）在《民权主义》的讲演中，孙中山将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与他宣传的三民主义相比较：“法国的自由和我们的民族主义相同，因为民族主义是提倡国家自由的。平等和我们的民权主义相同，因为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权、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说民权是和平等相对待的。此外还有博爱的口号，……当中的道理，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因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83页。）在讲演中，孙中山还以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来说明“平等、自由，是天赋到人类的特权。”（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84页。）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剖析和对西方政治学说的倾慕，表明孙中山迅速消除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以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改造中国的强烈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