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初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及其通过的诸项决议为中国打开了民主化进程的门户，因而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但是，此次民主化进程最终却以国共全面内战的爆发而告终结，其过程正折射出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之艰难曲折。本文主旨在于以历史文献为基础，构建此次民主化进程反复之经纬，并讨论导致其顿挫之各种因素（注：关于政协的研究主要见之于朱令名《中国政协简史》（新疆大学，1989年），王干国《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史略》（成都出版社，1991年）和李炳南《政治协商会议与国共谈判始末》（台北永业出版社，1993年）。前两著略失于简，李著则于政协之前因后果有较详尽之讨论。杨奎松《失去的机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也有关于政协前后国共谈判过程的叙述。论文主要见李起民《旧政协述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4期）和范力《国民党与旧政协关系探析》（《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4期）。上述对政协前后国共之间的互动关系似仍有讨论未尽之处，此当为本文写作之出发点。）。 一 民主化进程之开端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缘起于抗战后期，而在战后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决定了其组织形式与讨论内容（注：有关政协召开之谈判过程，参阅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重庆谈判纪实》（增订本）（重庆出版社，1993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台北，1981年）。 李炳南将政协起源前溯至抗战以前，似于政协之本质略有差异。）。政协名为多党协商，实际主角自为国共两大党，但它对于两党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在中共方面，既以抗战而实力大增，与国民党已成分庭抗礼之势，当然希望以政协为联合各方力量之枢纽，压迫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进而分享政权，具有进攻性。而在国民党方面，由于战时自身实力的消耗以及各方压力，不能不以“宪政”作为退步，希望通过国大制宪体现政权合法性，而将政协作为“咨询”机构，先期应付外界压力，表示出防守性（注：政协是以党派为代表参加，国共之外的其他党派，在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方面，与中共有较多的共同语言，而且政协体现了多党参政，因此为国民党所不直；而国大代表早在1936年即已选出，且为国民党一手包办，国大制宪所要体现的又是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因此为中共所反对。战后一段时间里，国共两党之所以一坚持开国大，一坚持开政协，原因盖在于此。）。此一攻一防之间，决定了国共两党对政协的不同态度及其成败得失。 重庆谈判结束后，国共双方关于政协召开日期的谈判一波三折，会议迟迟未能举行（注：召开政协本为中共所坚持，但重庆谈判之后，国民党企图通过政协确定国大召开日期，使其统治合法化，并以接收名义向全国进军，对中共构成重大威胁，中共因而对召开政协一度反应冷淡。）。直到1946年初，在马歇尔来华调处、社会各界强烈反战、国民党军事进攻未达预期目标、停战令即将颁布之际，政协的召开才似水到渠成。然国民党内对政协能否如其所愿仍有激烈争论，强硬派如陈诚等认为，须先军队国家化，然后始能政治民主化，否则，中央政权公开了，而共党军队仍不交出，将为国家无穷之害（注：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582页。）。温和派如孙科、 王世杰等则主张“亲苏和共”，“本党此次下大决心，作一妥协之尝试”（注：《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23日、12月16 日，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影印本，1990年。国民党强硬派主要由掌握组织系统的CC系、持僵硬政治立场的部分官僚以及军队中的高级军官等组成，以陈果夫、陈立夫、张继、邹鲁、陈诚、白崇禧等为代表；温和派则主要是与蒋介石个人关系比较密切、政治态度较为务实的部分国民党高级官员，以宋子文、孙科、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等为代表。自抗战后期起，两派的政治态度，尤其是对中共态度渐显差别。由于后者与蒋的个人关系，蒋在决策时更多地考虑到他们的意见，从而引起前者的不满。中共的分析是，“黄埔、CC是要战的，但对战，尤其是军人，并无足够信心。政学、英美、元老三系是倾向和的，当然希望照他们能出的价钱和下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页））。鉴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 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接受了温和派意见，企图以政协作为获取社会舆论和美国支持的手段，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但对于会议本身，蒋并不重视。在其心目中，政协不过是个“协商”或“咨询”机构，能够以此达到国民党的目的固好，达不到目的亦不妨碍其以军事进攻压服中共，同时以国大制宪完成国民党操控的体制框架。以后的事实表明，这种近于短视的做法，使国民党失去了与中共进行政治斗争时的相当主动性与多重选择性。 格于与国民党长期武装斗争的经验，中共起初也并非十分重视政协，而更倾向于在实力基础上通过国共两党直接谈判解决问题。毛泽东认为，“政治会议实际上是一对于各中间派的教育机关，使他们取得经验，问题是不会在那里解决的”；周恩来亦将政协视为“我方进行政治攻势的主要讲坛，辅之于国共的幕后商谈”（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59 页；《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13页。）。然而政协召开前后出现的若干新情况，诸如停战的实现，美苏的态度（注：1945年底，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强调了在国民政府之下，统一与民主之中国，民主党派之参与以及内部冲突之停止的必要性，并重申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之政策。同时，美国派出马歇尔来华调处，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化；苏联亦建议中共停止内战，并取得蒋同意进行民主化。美苏的态度对于政协召开有一定影响。有关美国与国共之间的关系已有较多研究，参阅陶文钊《中美关系史》（重庆出版社，1993年）、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1987年）、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著作。苏联与国共之间的关系，目前研究不够充分，已有研究以杨奎松的论著涉及较多。），及各党派和国内舆论的反战呼声，使中共敏锐地观察到形势的变化，从而更为重视政协的作用，提出“我们必须坚持用党派会议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准备提出的纲领，就应更实际一些、简单一些，而不只是为了宣传”（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4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506页。）。 中共从视政协为“讲坛”到坚持以其“解决问题”，表现了政治上的敏锐与主动，使其在政协会上得到了一系列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