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 （2000）04—0086—04 一、20世纪初上海经济的发展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运动进入以上海为中心的阶段后，取得了初步胜利。五四运动之所以会取得初步胜利，不仅取决于全国人民的政治斗争，而且更重要的还取决于上海的经济地位及其发展水平。因此，要探讨五四运动何以能取得初步胜利，就必须从经济研究入手，了解20世纪初上海的经济发展状况。而这一时期，上海的工业、金融、交通、通讯、商业贸易等均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20世纪初上海的工业发展迅猛。一方面，外国资本在上海大规模开设工厂，上海成为外国工业资本最为集中的城市。据统计， 1895 年至1911年外国在华投资资本10万元以上的企业共91家，其中上海就占41家，资本额达2090.3万元[1]（P360）。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本在华经济势力膨胀，日本八大纺织系统先后进入上海。另一方面，上海的民族资本也日益扩大，上海成为中国民族工业资本最集中、最为发达的城市。 据统计， 1895年至1911年在上海新办的民族资本工业企业为112家，占全国总数的1／4，开办的资本额达2799.1万元，占全国的1／4强。辛亥革命之后，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上海民族资本获得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1914年上海华资当年办厂数为8家，1918 年则为22家[1]（P527）。 20世纪初上海的交通、通讯业有很大发展。（1）19世纪末20 世纪初，上海轮运业形成了包括长江、沿海和外洋航线的水陆交通网。 （2）上海成为全国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1908年沪宁铁路开通，1909年沪杭铁路通车，1912年津浦铁路全线开通，并通过沪宁线与上海相联。（3）上海成为中国的通讯中心。早在1895 年上海在全国的通讯范围就北至北京，东北至山海关，西北至西安，西至汉口，西南至泸州，形成了覆盖大半个中国的通讯网[1]（P382）。 20世纪初，华资银行在全国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金融网络，上海则是网络上的商业金融中心。1897年至1911年，全国共开设华资银行17家，其中10家在上海开设了总行和分行。1911年至1918年，华资银行和钱庄有了更大的发展，1913年华资银行实际开业数为9家，1918年为22家。 1914年上海开设钱庄40家，1918年为62家[1]（P530）。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出现了商业繁荣。1917～1918年，先施、永安两大百货公司先后开办，同时30余种行业近200 家商店也开办起来[1]（P529）。 上海商业的繁荣还表现在上海与相关地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商贸网络。一方面全国各地商人都到上海开办从事批发的行号。1918年，各地商帮在上海开办的行号约340家[1]（P530）。另一方面，上海各大公司也在外地设立分公司，如汉口、济南等地都有上海开设的分公司。此外，上海同汉口、九江、芜湖、广州、天津等沿海沿江商埠经济往来频繁。 由上述可见，20世纪初上海不仅成为了中国的多功能经济中心，而且还与相关地区构成了一定规模的金融网、商贸网、交通网、通讯网，这为五四运动取得初步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联合斗争首先在上海实现并迅速向全国扩展，则是五四运动取得初步胜利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二、五四时期上海工人、学生、商人的联合斗争 五四运动期间，上海的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联合斗争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实现并坚持下去，根本原因在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之后，民族利益、国家主权受到严重危害，使得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侵犯，工人阶级的生活更加悲惨；学生的学习、生活受到亡国亡种的威胁。20世纪初上海经济的迅速发展，直接或间接地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的政治斗争觉悟和水平，“内除国贼，外争国权”成为工人、商人、学生的共同愿望。大致相同的处境、共同的愿望、共同的利益使他们能够联合起来。 上海经济的巨大发展推动了上海文化教育的发展，新文化运动就是从上海兴起的。上海有30余所中等以上学校，有2万余学生， 接受新思想洗礼的学生是“首先觉悟的成分”。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当消息传到上海后，上海南洋公学，圣约翰大学等学校，致电北京政府，指出“山东问题，外交失败，噩耗传来，举国震惊，……北京学界……虽不无稍越法纪，然迫于义愤，情有可原”，要求政府“将被捕学生释放以安人心，以弥祸变”。同时，上海的特殊地位，引起京津学生领袖的注目。五四运动爆发后，大批学生领袖来沪，他们的到来对推动上海青年学生的罢课及运动的深入发展起到极大作用。 上海是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最为集中的地方，对外国资本的感受和蒙受的刺激比其他地区更为激烈。在竞争劣势下，民族资本家采取抵制外货，提倡用国货与外国资本争夺市场。1905年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率先掀起抵制美货运动。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民族资产阶级又从上海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提倡国货，抵制外货运动推动了民族资本的发展。1915年，日本在沪没有一家开设新的纱厂，而华资则开设了17家工厂，超过以往任何一年[1]（P523）。五四运动前夕， 随着日本影响的增强和其他列强重返中国市场，在上海中外资本对市场的争夺更加激烈。五四运动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了北京政府中的卖国者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华势力大增的日本，这对争夺市场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种吸引。五四运动爆发不久，上海各工商业团体就宣布“停业”，纪念“五九”国耻。当天，旅沪商帮协会就提议提倡使用国货，抵制日货，一经提出各界响应。从此，上海人民抵制日货运动迅速展开。在抵制日货中，民族资本家抓住时机扩大再生产，5月底， 国货价格呈上升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