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思想是李大钊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之一，也是与文化发展，特别是西方文化联系最为紧密的内容。本文试就李大钊的历史思想作一探究。 一 1920年7月，李大钊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他便开始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现代政治》、《社会学》等课程。其中，《史学思想史》、《唯物史观研究》等课程的确立标志着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的重大突破，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第一次被列入高等教育的专业课程。同时，它系统引入西方近代历史哲学，从而开创了我国现代新史学理论建设的先河。此后，李大钊先后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等校讲授《史学与哲学》、《历史概论》和《史学概论》，进一步丰富了史学理论研究的内容。上述课程的教学内容经过整理，陆续发表，成为我国现代史学理论的开山之作。 李大钊是中国近现代探究西方历史哲学的第一人。他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发现唯物史观的起源及其来源，考察从西方近代历史哲学到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内在理路。另一方面，他试图历史地考究西方史学思想，总结其中的优秀部分，作为改造中国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的重要参照系。因为在中国传统史学中，没有形成系统的历史哲学遗产。 在系统评介西方近代历史哲学过程中，李大钊紧紧抓住了西方近代历史哲学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目光首先落在西方近代历史哲学的重镇——法兰西历史哲学，评介了鲍丹、鲁雷、孟德斯鸠、孔道西、孔德、圣西门等人的历史哲学。同时，他也通过对培根、韦柯、理恺尔历史思想的分析，展现了西方近代历史哲学的不同风貌。 1.关于鲍丹(Jean Bodin) 李大钊称鲍丹“在法兰西首先倡始历史哲学的研究”，他力图“立一普遍的历史的新学说”，“以代中世所流行者”（注：《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5页。）。“鲍氏论著，所与当时其他历史方法不同者，不在原则，亦在企于只在于其实用的指导中含有科学价值的考勘而已。其目的仅在教人以历史应如何在秩序的、独立的、有利的状态中以为研究，不在寻找一种科学，更不在竭力作为一种科学”（注：《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5页。）。“鲍氏及其时人对于历史这样的热心，不是为的说明历史的运动或确定历史的法则，乃是为的于其中寻求智力的受用与实际的指导、文学的与学问的资料，尤其是道德的与政治的生活的助益而已。换句话说，他们认知历史的智识，不当作科学的积极的本质，但以之为达历史本身以外某种目的的工具而已。”“一旦人们开始充分的实现历史上最高的真实的要求，他们便即刻停止作那关于历史效用的颂辞了，同时他们便知道历史的真实是最难达到的了，然在鲍氏之世，尚未达于此境。”（注：《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286页。） 李大钊研究了鲍氏的唯物史观，说“鲍氏自觉的实认史律的存在，他觉得实为律法所贯澈。他的此种信念，实得力于法律的研究”。 “鲍氏的全体说明，虽有粗荒之嫌；而其混入占星术的议论(Astronomical argument)，亦足证他没有全脱神学的影响；但在历史研究上，总算开了一个新步骤了”。“研索唯物史观起源的时，尤不可遗忘了此人。”（注：《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286页。） 李大钊总结出鲍氏的贡献：(1)在历史研究中将“人种的考察，地理与气候亦算在内”。据此，提出自己的新的历史分期说。(2)否认“黄金时代”，认定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历史是全靠人的意思而成的，人的意思是永在变动的”；历史处在变动之中，“一切知识、文学、艺术，都有他人的变迁”。(3)知识的进步“足见历史的经过”，“将来的新发明、新发现，亦必不减于既往”。(4)主张“人是自由的，依他的为道德与教育所益固的自由，能抵制外界的作用力也”。(5)认为“世界是一普遍国家”（注：《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286页。）。 同时，李大钊也指出了鲍氏的局限：(1)仍旧受“神学的并宇宙的学说所束缚”。(2)占星术信念，“别寻一解释历史的变动受系数的影响的键。”“但他很谨慎的避免宿命主义(Fatalism)。他说历史大部分是基于人类意思的。” 2.关于孟德斯鸠(Montesquieu) 李大钊借评论《法律的精神》一书来阐释孟德斯鸠的历史哲学。他认为，孟氏“断言社会制度与条令，不单是任意的制作，必当建立在理性上，在万物本性上也；断言有些平衡的关系，这是人类不去创造而只假定者也；断言变化如社会所取的形式之多，他们都是渊源于一个通于人人的人性的诸原则，或为所贯彻也；凡此皆为吾人所应当承认者”（注：《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286页。）。“孟氏求所以说明历史者，重要的即由这些物理的影响。文明如何为外界的行动所限制，一个民族的法律和那个民族的社会的与道德的生活的成果，如何与温度、土壤及食物相关联，这于孟氏是根本的问题，他尽其全力以解决此根本问题。”（注：《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313页。） 李大钊对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孟氏视“历史行程，全为普通原因所决定，全为广布而永存的倾向所决定，全为广而深的潜流所决定；而为单独的事变，有限的议论，特殊的制度，任何偶然的、孤立的各个事物，所影响者，实微乎其微，只是次副的附属的程级而已。这是一个开一新纪元的原则，此原则的承认，是历史科学可能的一个根本的条件。驳拒此原则，是无异于宣告那一种科学是诞妄无稽；是认此原则，便是表明用必要的尽力，历史科学将不难兴起；依此以行，用此以行，即是努力于历史科学的组织。孟氏以其透辟的观察，澈悟此原则；以其后来未或能越过的天才与诚实表明之，于历史科学，实为一崇高的贡献”（注：《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316、317页）。孟氏还“把经济的原素引入历史科学，不论这些卷里的经济论的误谬是怎么样，这已是一个绝大的贡献”，“他的关系于经济学的伟大而特殊的功绩，乃在他首先把经济的与历史的科学牵到一块儿，强他们在社会现象的说明中合作。他如斯以指出一条无尽的搜寻的新径路，陈于二种科学之前”（注：《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第316、3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