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中善与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至少在特定环境中的显现是不平衡的。1937年末，南京“安全区”(the Nanking Safety Zone)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Nanking Safety Zone)的成立是在人性泯灭的黑暗中代表人性善良一面的一个亮点。 当大多数中外人士争先恐后地撤离战火纷飞的南京时，却有十几位外国人不顾各自政府的警告毅然留在南京，成立了一个供那些没有能力逃走的穷人躲避战乱的“安全区”；当日军在南京疯狂施暴时，他们充当全天候的“卫兵”，保护难民，供给粮食，运送燃料，救治伤病，抗议暴行。 随着拉贝(John Rabe)、贝茨（Miner Searle Bates,中国名：贝德士）、马吉(John G Magee)、魏特琳（Minnie Vautrin,中国名：华群）、菲奇（George S.C.Fitch,中国名：费吴生）等人日记和信件的发现与发表，他们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更广泛地在更深层次上为人们所了解。人们对“安全区”的评价也从“安全区不安全”转变到“（安全区）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日军的暴行”。（注：孙宅巍主编：《南京大屠杀》，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98页。）然而，与此同时人们也注意到一个矛盾的现象，即一方面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个个奋不顾身、全力以赴地工作；一方面“安全区”内又发生了种种暴行。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除了日军的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安全区”原先被设定的功能发生了错位。 一 所谓“安全区”功能的错位，是指“安全区”原定的主要作用没有得到发挥，而一些次要的功能却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那么，南京“安全区”建立的目的或者说原先为它设定的功能是什么？从“安全区”成立的原由上看，南京“安全区”是受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启示而创建的。上海南市“难民区”最大的成功是其发挥了安全保护功能。难民区的发起人雅坎让（Jaquinot,中国名：饶家驹）设法使中国政府和日本军事当局承认了南市难民区的合法地位，因而在以后的战斗中及上海沦陷后，在南市难民区里避难的数十万难民生命得以免遭战火的涂炭和日军的屠杀。在此前提下，难民区的组织者们还为救济难民做了大量工作。 显然，上海南市“难民区”的成功——安全保护功能和救济功能在日军进攻上海及战后相当一段时期里的正常发挥，给南京“安全区”的发起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南市“难民区”创建的模式、方法及其所发挥的功能成为后来成立的南京“安全区”所效法的楷模。 拉贝在1937年11月19日的日记里首次提到了这个问题：“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主要由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和在金大任教授的传教士组成）。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难民区，即位于城内或城外的一个中立区。一旦遭到炮击，非战斗人员可以躲避到那里去。”（注：拉贝：《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当时拉贝还未担任国际委员会主席，他也不是“安全区”的发起人，所以说的不够全面。 后来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总干事的菲奇在1937年12月24日的一封信中也提到这个问题：“你们当中读过我上一封信的人会记得，我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一直在同日中双方谈判以便承认南京城中的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士兵和所有的军事设施不得入内，这个区域也不得被轰炸和炮击。当情况变的非常紧急的时候，留在南京的20万人能够在此避难，因为很明显中国人在上海进行的了不起的，持续如此长时间的抵抗现在已经瓦解，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士气也已丧失。日本的大炮、坦克和空中优势使他们遭到重大损失……日军在杭州湾的成功登陆从侧翼及后部进攻是他们失败的决定事件。南京的很快陷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注：December 24,1937 circular letter of George Fitch in "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 to The Nanking Massacre 1937-1938"edited by Martha Lund Smalley,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Occasional Publication No.9,p.4.） 我们再看看“安全区”重要发起人之一贝茨在远东军事法庭作证时的证词。他说安全区是“以饶家驹神甫建立的国际委员会为榜样，这个委员会对那里大量的平民提供了相当的帮助，我们试图在相当不同的情况下在南京做相同的事。委员会成立之初是一个丹麦人为主席，有德国、英国、美国成员。但因为外国政府从这个城市撤走了几乎所有的本国公民，在日本进攻南京的时候只有德国人和美国人留了下来。主席是一个杰出的德国商人——约翰·拉贝。通过美国、德国和英国使馆的传递信息和斡旋，委员会同中国和日本指挥官接触。目的是提供一个小的非战斗区域，在这里平民可以避免战斗和遭到进攻的危险……委员会估计它的主要责任是在该城被包围，中国行政当局可能已消失，但日本军事当局尚未建立时，提供住房，如果必要的话在几天或者一两星期内提供食物”。（注：Transcripts of the Proceedings of IMTFE（《国际远东军事法庭庭审笔录》），第2625—2626页，美国国家档案馆藏(Record Group 331,Entry 319,I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