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研究

      西方学者对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情况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还在逐渐成型的阶段（注：本文所说的“西方学者”或“欧美学者”指目前任职于欧、美、澳洲学术机构，以英文为撰述语言的学者。本文引用资料截至日期为1999年初。）。但从整体观察，这个领域所受到的注意与日俱增，研究成果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已相当丰富，颇值得重视和介绍。

      所谓“沦陷区”，一般指1937年7月7日日本对华发动全面侵略后，在中国境内所占领的土地。自清季甲午战后即成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以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逐步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往往不包括在内。不过在西方的论述中，学者偶尔也将后面这两个地区列入泛论的范围，或作为比较的对象。

      为讨论方便，本文将欧美学者的“沦陷区研究”粗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沦陷区的地方经验，偏重社会史和文化史；一类是沦陷区的傀儡政权，倾向政治史或外交史。后者不免涉及抗战时期的所谓“和平运动”问题，故本文在讨论时不得不把研究主题的空间和时间，稍为延伸一些。

      1990年代以前西方的抗战史研究

      长期以来，欧美学者对抗战史的研究，几乎只集中于一个方面，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战时的发展和壮大。这个方面所以独蒙青睐，自然有其理由。八年对日抗战，非但是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转折点，更是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的分水岭；战后不到四年，中共便击溃国民党，取得统治中国的地位，此后持续执政至今，中国、东亚乃至世界的局势，均告改观。而中共革命的成功，无疑植基于抗战时期的经营与收获。欧美学者在研究抗战史时，当然希望了解战时的环境为何及如何有助于中共的发展，进而明白“共产中国”出现的原因。

      其次，中国革命史始终是西方叙述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二次大战后，欧美的“近代中国研究”所以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和中国成为美国（以及西方世界）的冷战敌人很有关系，当时的中国研究，毋宁说是一种旨在“知己知彼”的“敌情研究”，政府资助和民间参与都以此为目的，因此凡是和中共有关系的历史课题，特别容易引起研究的兴趣。在这种心态的导引下，学界对整个中国近代经验的理解，也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集中于中共的革命过程；抗战史被视为中国革命史的一个阶段，与中国革命关系不大的其他抗战史实，往往被忽略了。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过去二三十年有关抗战史的英文著作，绝大多数都以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经验为主题，如中共在抗战时期所以获得农民支持，究应归因于“农民民族主义”，或边区政府的社会经济改革，还是中共的政治军事控制能力等等，曾经是欧美“近代中国研究”领域里久久争论不休的议题，至今仍余波荡漾（注：Paul A.

      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pp.169—172.）。

      另一方面，随着国民党史在西方逐渐受到重视（这个研究方向的兴起，也和西方的政治环境有关，这里暂且不谈），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表现，又开始成为欧美学者探讨的课题。1979年薛光前主编的《抗战中的国民政府》论文集，已启其端（注：Paul K.T. Sih ed.,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 — 1945,Hicksville,NY:Exposition Press,1977.）， 但真正的研究潮流出现于80年代。齐锡生的《战时国民党中国：军事溃败与政治瓦解，1937—1945年》和易劳逸（Lloyd E.Eastman）的《毁灭的种子：战争和革命期间的国民党，1937—1945年》相继出版，就是这个研究潮流的代表作（注：His-sheng Chi,Nationalist China at War:Military Defeatsand Political Collapse,1937 —1945,Ann Arbor:University ofMichigan Press,1982;Lloyd E. Eastman,Seeds of Destruction: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Revolution,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1984.）。对国民党抗战经验的探讨，扩大了欧美地区抗战史的眼界，可是并没有把学者的注意力拓展到“抗敌”活动以外；直到今天，包括中共在敌后和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抗敌”层面，还是欧美学者研究战时中国的主流。1992年熊玠和Steven I.Levine合编《中国的惨胜：对日抗战，1937—1945年》论文集，似乎打算对中国的抗战经验提出一种综合性的叙述和全面的检讨，但全书只有一篇论文提到重庆和延安以外的政治势力，专论沦陷区的论文则付之阙如（注：该书编者形容其研究方法为“holistic approach".Steven I.Levine," Introduction",in James C.Hsiung and Steven I.Levine eds.,China's Bitter Victory:The War with Japan,1937—1945, Armonk,NY:M.E.Sharpe,1992,xxii。）。一般学术著作以“战时”或“战时中国”为题目，也只讨论对日进行作战的民众和地区（注：1986年出版之《剑桥中华民国史》，书中各章对战时沦陷区之情况，亦几乎完全不提。John K.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eds.,The CambridgeHistory of China,Vol.13,part 2,Cambridge,Eng.: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6。）。换句话说，几乎占当时中国领土1／ 3、拥有人口一半以上的广大沦陷区，依然不属于学者眼中的“抗战经验”，实在令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