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5—1597(2000)05—0090—06党史、理论界对张闻天的研究，是从1979年庐山会议冤案平反之后开始的。20多年来，张闻天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特别是近十年来，张闻天研究有了新的开拓，出现了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呈现出一片兴旺景象。本文拟对近十年来国内张闻天研究概况进行评述，并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诞辰100周年。 一、研究成果概况 近十年来，国内张闻天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张闻天著作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卓有成效。张闻天一生论著甚丰，但是由于过去长期遭受打击，文稿散失颇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张闻天冤案得到平反。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从1980年开始对他的文稿进行发掘和整理，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闻天选集》。经过张闻天文集编辑组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995年张闻天诞辰95周年之际，出齐了《张闻天文集》四卷本。《文集》共收入文稿270篇，150余万字，差不多汇集了张闻天各个阶段的重要著作。同时，又出版了《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张闻天建议开放市场的报告》等，为党史、理论工作者研究张闻天提供了必要的资料。 第二，发表了较多的论文。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以来的十年间，国内报刊共发表研究张闻天的论文约190余篇，数量多，覆盖面广。 第三，出版了一些专著、论文集和资料。主要有程中原著的《张闻天传》、张培森著的《张闻天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研究文集》第一至三集和《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中共丹东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张闻天在辽东》等。 第四，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为了纪念张闻天诞辰90周年，1990年8月2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党史学会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次张闻天研究学术讨论会，代表们围绕“如何正确评价和学习张闻天”的主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为了交流张闻天研究的新成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于1995年10月11日至13日，又在张闻天的家乡上海浦东新区召开了第二次张闻天研究学术讨论会，从哲学、经济学、党的建设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方面，对张闻天的思想遗产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讨论。 二、研究的重点与热点问题 （一）张闻天与红军长征 1.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 张培森对张闻天对遵义会议历史转折的重大贡献，作了详细的叙述和分析。第一，在党和红军处于危急关头的时刻，张闻天首先站出来带头支持毛泽东，红军进入贵州之后，他继续在政治局内部同错误军事领导进行斗争。他的这一立场对于促成中央决定召开会议最终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第二，张闻天在促使遵义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方面，同样起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第三，张闻天对遵义会议转折的历史作用，还应该包括遵义会议之后起草会议决议以及传达和贯彻会议决议等方面。（注：《张闻天对遵义会议历史转折的贡献》，《光明日报》1995年2月27日。）郑文云也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注：《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北方论丛》1998年第1期。） 2.张闻天对红军长征胜利的贡献 张寿春撰文指出，张闻天对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概括起来有六个方面：一、写社论，正确阐明战略转移的必要性和目的；二、敢斗争，积极支持毛泽东改变进军方向的正确意见；三、提建议，努力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四、高风格，自觉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五、讲原则，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逃跑和分裂活动；六、明方向，共同确定将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注：《张闻天对红军长征胜利的杰出贡献》，《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二）张闻天与西安事变 长期以来，在西安事变研究中，很少涉及张闻天。20世纪80年代末，张培森、程中原等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首次撰文论及张闻天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重要作用，引起党史、理论界的重视。90年代，有学者撰文继续探讨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认为他对我党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作出过重大的贡献。过去讲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作用时，只讲毛泽东、周恩来，根本不提张闻天，实际上，他是党中央内部最早明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的人。事变后第二天，张闻天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明确地提出我党的总方针应该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上“不采与南京对立的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正统”。这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定了基调。在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阐述了“不再恢复反蒋”的策略，并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至此，中共中央才得以提出并完善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注：张魁堂：《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历史上的张闻天》，《人民日报》1991年3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