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五宪草》是由孙科主持起草，于1936年颁布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献。《五五宪草》具有较为复杂的性质，一方面，孙科作为国民党内最早呼吁实施宪政的代表，为此文件的制定起过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在《五五宪草》中纳入了大量体现专制主义色彩的条文，使得《五五宪草》中的若干民主性内容成为一纸空文。孙科在制定《五五宪草》的过程中，思想变化一波三折，他试图有所振作，但最终仍不得不与国民党主流派妥协。 呼吁结束党治，实行民主宪政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一股反对国民党党治，要求结束训政，尽早实行宪政的潮流。在这场运动中，孙科从党治的拥护者转变为宪政的积极鼓吹者，成为宪政运动中最活跃的人物。 孙科原本是“以党治国”论的积极支持者。1928年10月，孙科、胡汉民拟定了《训政纲领》，其说明中谓：“夫以党建国也，本党为民众夺取政权，创立民国一切规模之谓也。以党治国者，本党以此规模策划训政之效能，使人民自身能确定运用政权之谓也”（注：李时友：《中国国民党训政的经过与检讨》，载《东方杂志》第44卷第2号，1948年2月。）。《训政纲领》规定：训政期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是统治全国最高指导机关，国民党“训练”全体国民掌握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以立宪政之基础”（注：《中央日报》1928年10月4日。）。 《训政纲领》的颁布，标志着国民党已完成了“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1931年5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颁布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6月，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声称：对“敢破坏约法籍便私图者，政府固当依法制裁，不稍瞻徇，全体国民亦当视同共敌，不存姑息”（注：《革命文献》第23辑，第638～640页。），充分暴露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面目。 对于蒋介石的训政，孙科在一个时期里采取了表面支持，私下怀疑和反对的态度。到了1931年宁粤分裂时期，孙科开始激烈抨击蒋介石。在这个阶段，孙科只是要求用分权制代替集权，而充分肯定党治主义，并没有提出结束训政和党治，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 孙科关于训政和党治的看法，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宁粤双方在上海举行和谈期间发生变化。与绝大部分反对立即实施宪政的国民党人相反，孙认为实施宪政对国民党不是威胁，而是一个机会（注：Lloyd E.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P.164.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孙科作为粤方代表参加了在沪举行的和南京方面的谈判，在会上第一次提出“速开党禁，实行民治之主张”（注：陈茹玄：《增订本中国宪法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07页。）。1931年12月，孙科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致闭幕词，正式提出结束训政，加快实施宪政的主张。1932年后，又通过发表《抗日救国纲领草案》和《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系统阐述了他的宪政主张。 孙科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实施宪政的主张不是偶然的，他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党治、要求实现民主政治思潮的重要影响。 1927年后，民族资产阶级在一个时期内，是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政治力量，然而连年内战，很快使他们的幻想破灭。1932年1月13日，章太炎、黄炎培、马相伯等六十余人，以中国国难救济会名义通电全国，谓：“最近暴日犯锦，长驱直入，而我守土大军，不战先撤”，事至如今，“则党已显然破产，亦应即日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俾全民共同奋斗”（注：《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民族资产阶级还尖锐批评国民党党治的弊端，《益世报》认为“党治”已成为人民最痛恨的制度（注：参见《国闻周报》第10卷第23期，1932年6月12日。）。《申报》指出：“独裁统治一日不改革，政治即一日不得清明，人民即一日不得解救其困危，国难一日不得打破”（注：《申报》1932年4月2日。）。《申报》载文写道：“国民党执政五载，全国民众无一日不在喁喁望治之中，乃期望之心愈切，而失望之事愈多”。“平心而论，今日吾国受空前之外侮，实已多年植其病根”（注：《江苏同乡会痛斥党治之失》，载《申报》1932年4月20日。）。丁文江甚至警告道：如果国民党不采纳结束党治的主张，“革命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注：参见丁文江《中国政局的出路》，载《独立评论》第11号，1932年7月31日。）。为此，章太炎、黄炎培等要求国民党立即确保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并在八个月内制定民主宪法（注：《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 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党治、要求民主的呼声相策应，国民党内也出现了呼吁实施民主的舆论。1931年12月，何香凝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提出了“释放政治犯，集合全国人民力量一致抗日案”和“政治公开由人民组织监政委员会行使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之原则案”，要求立即实行政治公开原则。她认为，由于国民党“对内行政上之黑暗，已层出不穷”，因此政治公开已成为当务之急（注：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1931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继何香凝后，李烈钧、邹鲁、张知本等也向全会提案，呼吁国民党“切实保障人民自由”，要求在六个月内，设立国民大会筹备会，一年以后召开国大，由国民大会决定国是”（注：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1931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