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3;F321.1;D42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003-0015-10) 在以农为主的社会中，土地的多少，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与质量，成为衡量人们生活水准的重要依据。就目前研究状况看，分析民国时期土地分配情况的大有人在，但梳理土地分配不均衡对农民生活影响的却并不多见。有鉴于此，笔者拟专就土地问题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展开论述。由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北农村通常被认为处于萧条凋敝的阶段，因此本文便以此为切入点，希冀对史学思路的开拓能有所裨益。 由于研究土地分配问题的文章较多，笔者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的土地分配状况就不再展开论述，只作一简要定位。随着明清以来人口的急遽增长，冀鲁豫3省人均占有土地面积越来越少。进入民国以后，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更加激化，其人均土地面积已明显低于学者们所公认的温饱水平线。而土地占有的不平衡，更加剧了人地矛盾。关于冀鲁豫3省的土地分配情况，国民政府内政部在30年代初曾组织过大型的调查。在冀鲁豫3省之中，拥有耕地在10亩以下的农户分别为51.4%。57.35%与55.01%。就3省总体而论，拥有田地在10亩以下的农户占到了全体农户的54.66%，但他们却仅拥有全部土地的16.09%。相反，拥有耕地在50亩以上的农户，在3省中分别为7.48%、6.65%与4.85%，而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则分别为35.38%、34.84%与28.05%。也就是说，在冀鲁豫3省中，拥有50亩以上耕地、占全体农户6.32%的富农与地主，拥有全部耕地的33.12%[1]，华北农村土地分配不平衡之严重由此可见。当然，这里的“严重”二字，并非与全国比较而言。据郭德宏分析，就土地集中程度而言，“东北最高，西南次之，江南地区再次之，江北地区即黄河流域一带最为分散”[2]。其他学者虽未必对此认同，但在地权分配华北不如南方集中问题上已基本达于共识。尽管如此，但由于在复种率及生产能力等方面华北均不及南方，再加上华北3省连年的灾乱，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称华北农村土地分配“严重”失衡也并不为过。 土地分配不均衡对农民生活的影响甚巨，广大缺地或少地的农民生活难以自给，租佃与高利贷成为农村不可或缺的社会现象。农民的劳动条件、家庭收入以及生活水平的差异等，都与土地分配问题紧密相连。因此，土地问题可以说是农村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和渊源。 一、生产条件的恶劣与人力物力的浪费 在土地不足的农户中，普遍存在着劳动力的浪费，在农具与畜力的拥有与使用方面也存在着过多的不经济因素。 黄宗智认为，按照30年代的农业技术水平，华北地区一个成年男子可以耕种15-30亩地[3]。1934年有人在分析河南唐河农民耕作能力时也认为，“每一壮农，至多可耕地二十五亩至三十亩，农忙季节，并须由妇女及儿童参加农场劳动”[4]。耕种能力能否充分发挥取决于家庭田地的亩数，15亩以下的家庭大多数却不得不对家中劳动力的剩余束手无策。河南许昌、辉县、镇平3县，中农每人平均耕作的农田分别为7.72、13.62、12.76亩，贫农每人平均耕作的田亩分别只有3.85、6.02、3.05亩[5]。可见，面积狭小的农场，严重存在着劳动力的浪费。农田不敷耕种，农民只好将剩余的劳动力投入到其他行业——多数是家庭手工业，虽然效益低下，也在所不惜。“对他们来说，只要净收入大于零，就值得去干。他们不考虑市场工资，因为这样的劳动力没有市场；也不考虑伙食费用，因为这种费用是家庭日常必需的一部分”[6]。这句话虽针对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而言，对华北农村也极为贴切。 在重要农具的拥有及使用效率方面，土地狭小的农户都处于不利的一面。据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的调查，河北26县51村4309户农家中，平均2户拥有1个犁头，3户拥有1辆大车。但其分配极为悬殊：10亩以下的1396户农家中，拥有犁头者仅41户，拥有大车者42户，平均每34户才拥有1个犁头或1辆大车；而30亩以上的农户中，90%以上的有犁头，80%以上的有大车。其他农具的拥有也与此类似，家有土地愈少，其拥有的农具愈少，其耕作条件也就愈差。各种农具的使用效率，也恰与家有田亩的大小成正比。 耕畜是农民从事劳作的重要帮手，又是农家财产多少的重要体现。但由于购买及供养耕畜需要较多的资金，并非每家都能拥有。拥有耕畜的农家却不甚多，而且，耕畜的拥有情况也与农户田地的多少紧密相关。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自1929年起对全国江苏、河北等22省进行了农场调查，华北地区的农户耕畜拥有情况有如下表： 表1 按田场大小分组，无耕畜之田场百分比 区别地区数目 小田场 中等田场 中大田场 大田场更大田场 冬麦高粱区 38 62 3193 1 资料来源：卜凯.中国土地利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1941.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