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0)03-0087-05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时期:一批批完整接受过祖国传统文化侵淫并有幸浮槎异国的莘莘学子学成归来,他们经受了先进思想的洗礼和现代文明的荡涤,通过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自我选择与塑造,各自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五四”文坛上。本文要探讨的两位学界巨子——鲁迅与梁实秋,就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造就出的典型代表。虽然两人均堪称为文坛圭臬,但在人们的心目中,一位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一位却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文人”。诚然,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如果抛开政见上的分歧,他人是无可对此进行评判的。然而需要提出的是,一个人一旦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会就会竭尽全力地维护自己所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利益。就此而言,30年代那场持续了8年之久的关于文学与解释的论战之所以会发生在上述两位人物之间,究其原因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长期以来,鲁迅与梁实秋的翻译争论总被人以“论战”谓之。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双方分别隶属于不同的阶级集团,各自具有自己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所有这些无疑会使对立面的态度自然而然地严正乃至敌对起来;其次,争论虽然涉及到了翻译的方方面面,但矛盾的起因却并非发轫于翻译问题,而是肇始于普遍的人性和文学的阶级性等与政治有关的敏感问题;其三,争论双方分别为“语丝”和“新月”两大派别之执牛耳者,一个年轻气盛,一个嫉恶如仇,又都以文字犀利、笔调老辣而著称,这就难免使争论一开始便充满了火药味。凡此等等,都赋予了这场论战极其浓烈的政治思想斗争的色彩。鉴于鲁、梁翻译论战背景的复杂性,我们有必要对它的起因、发生和发展进行较为详细的追述。 1926年3月,梁实秋刚从哈佛大学学成归来,就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了《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注:1926年写于美国纽约,首发于1926年3月25、27、29、31日北京《晨报副镌》。1927年6月收于《浪漫的与古典的》一书,新月书店出版。)一文。在“情感的推崇”一节中,作者这样写道: 普遍的同情并不因此而止,由社会而推及于全世界,于是有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被损害民族的文学”,“非战文学”,应运而来。报章杂志上时常有许多翻译和诗文,不但那外国作者的姓名我们不大熟悉,即其国籍我们也不常听说。 我们知道,从1900年《域外小说集》的出版到1921年《现代小说译丛》的问世,鲁迅先生一直十分关注欧洲一些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文学作品的译介工作,因此可以肯定地认为,梁氏的这段话实际上就是针对鲁迅而发难的。对于梁实秋的这些观点,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及《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注:《革命时代的文学》是鲁迅于1927年6月12日在广州黄浦军官学校所作的讲演,记录稿初发于黄浦军校出版的《黄浦生活》周刊第4期,收《而已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为鲁迅1927年12月21日在上海暨南大学所作的讲演。记录稿初发于1928年1月29、30日上海《新闻报·学海》第182、183期,收《集外集》。)两篇讲演中分别进行了辩难,只是在措辞上显得比较温和。是年6月,梁实秋又发表了《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一文,文中对鲁迅进行了尖酸的讽刺,称他为“杂文家”、“北京文艺界”、“语丝派的首领”,并进一步评论道:“鲁迅先生的特长,即在他的尖锐的笔调,除此别无可称。”对于这种无端的不恭,鲁迅在《略谈香港》、《通信》、《革“首领”》和《我和〈语丝〉的始终》四篇文章中都有所提及,字里行间可见其愤慨之情,只是表面上态度依然是不愠不怒。紧接着,梁实秋又推出了《评〈华盖集续编〉》一文,并再次提及所谓北京文艺界的门户之争,而且措辞愈发尖利,称“鲁迅先生的文字,极讽刺之能事,人的思想是深刻而毒辣,他的文笔是老练而含蓄”等等。尽管如此,鲁迅还是表现出了极大的忍耐力,尽量克制着自己不与对方发生直接冲突。 至此我们不禁会提出疑问:在鲁迅的战斗原则中,“一个都不宽恕”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而为什么却会对梁实秋如此一再忍让?其实,假如透过这一战斗原则的实质,我们即可以很容易地从中找到答案:鲁迅所谓的“不宽恕”,指的是在原则问题不让步妥协,不以背离真理为代价而进行荐人的情感交易。就当时的情况来看,想必鲁迅先生一定知道,梁实秋终究比自己晚来人间22年,只不过还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他的不恭也许只是年轻人所特有的那种争强斗胜心理的表现罢了,因此还是抱着忍让观望的态度。 然而,假如当时的鲁迅果真如此度势的话,那么他便是看错梁实秋了。1927年10月,梁实秋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复刊于《复旦月刊》(注:本文初发表于1926年12月15日北京《晨报副镌》。)文章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作者与鲁迅背道而驰的政治见解。于是鲁迅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愤激起来,遂撰写了《卢梭与胃口》一文,首次以揶揄的口吻点名“梁实秋教授”,并对其观点逐项进行辩难。至此,两人的正面交锋正式开始,在其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双方共有10余篇辩论文章见诸于报刊,其文辞激烈,如笔底风雷,墨海波澜,论、辩、讥、讽、骂,五招俱全,至1929年9月梁实秋发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时,双方交战正值酣畅之际,因而由此引发的翻译论战自然也就充满了刀光剑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