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01)2-0003-06 2000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在总体上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1)研究视域有所扩大；(2)研究水准有所提高；(3)研究重点有所偏移；(4)研究形态有所变化。以下从重要论文著作、重要学术会议两个方面分别论述之。 一、重要论文和著作 在2000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成果中，重要的论文主要有：刘登翰的《台湾作家的香港关注——以余光中、施叔青为中心》（注：《第十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走向学术语境——祖国大陆台湾文学研究二十年》（注：《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3期。）；黎湘萍的《重返心灵的故乡——重读陈映真近年作品并论其新作〈归乡〉》（注：《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0年第2期。）；朱双一的《中华故事圈中的台湾少数民族口传文学》（注：《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4期。）、《当代台湾的浪漫文学》（注：《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1期。）、《近年来的台湾小说研究》（注：《小说评论》，2000年第1期。）；徐学的《西而不化与西而化之——余光中汉文学语言论之一》（注：《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2期。）；曹惠民的《出走的夏娃——近20年台湾女性写作之演进》（注：《第十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樊洛平的《缪斯的飞翔与歌唱——海峡两岸女性主义诗歌创作比较》（注：《文艺研究》，2000年第4期。）；汪毅夫的《台湾游记里的台湾社会旧影——读日据时期的三种台湾游记》（注：《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2期。）；王列耀的《经院儒家哲学、禅学与台湾文学》（注：《华文文学》，2000年第1期。）；倪金华的《日本的台湾文学研究之学术检讨》（注：《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0年第3期。）；刘红林的《角色转换：台湾女性主义文学对经济自主的追求》（注：《华文文学》，2000年第1期。）；彭耀春的《“对当时政治环境一种痛苦的反射”——论姚一苇的戏剧创作》（注：《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2期。）；杜心源、李汝成的《从跨文化角度看台湾现代诗的语言策略》（注：《齐鲁学刊》，2000年第4期。）；陈辽的《“皇民文学”的复辟和台独意识的张扬》（注：《文艺报》，2000年7月18日。）；童伊的《看近期〈联合文学〉上“二陈统、独论战”——台独谬论可以休矣》（注：《文艺报》，2000年11月14日。）等。在著作方面，有公仲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概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内有《台湾文学》165页）；曹惠民主编的《台港澳文学教程》（注：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内有《台湾篇》219页）；刘俊的《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注：花城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11月再版。）早在1995年就有了台湾版，大陆版则直到2000年才问世，从严格意义上讲，它已不能算是2000年的研究成果，在此只是就“出版于2000年（大陆）”这一意义上提到它。 在上面所提到的这些重要论文中，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作家作品研究；女性文学研究；口传文学和游记研究；台湾文学的“品质”研究；研究之研究。如果只是从研究成果的类型特征上看，2000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似乎与以往的研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然而，如果从这些成果的细部特征看，则不难发现2000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实际上已呈现出许多新质，这些新质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涉及的论题比以前扩大。过去大陆学界对台湾文学的关注，集中在对书面语和几种主要文类（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研究上。朱双一的《中华故事圈中的台湾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一文，对台湾的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内涵和特征进行了归纳和梳理，并揭示出这些口传文学与中国大陆神话、传说、故事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证明台湾少数民族与祖国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联系”，这篇论文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是以往的研究成果中所罕见的，而同样在研究范围上有所拓展的是汪毅夫的《台湾游记里的台湾社会旧影——读日据时期的三种台湾游记》，这篇论文通过对日据时期三本游记（汪洋的《台游日记》、黄强的《台湾别府鸿雪录》、江亢虎的《台湾追记》）的解读，对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时的社会旧影进行了历史回眸，内容涉及到殖民者的特务统治，遏制、扼杀汉语、汉文教学，经济掠夺，以及闽台间的各项往来，台湾民间的中华生活习俗、诗社盛况等方面，对这三本游记的挖掘，不仅使后人对日据时期的台湾社会有了更为感性的了解，而且也有助于加深对台湾与祖国大陆不可分割的认识，而对日据时期游记这种特殊体裁的文学发现，则从一个方面丰富了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领域。 二、研究水准有所提升。经过二十年的学术积累，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在这样的基础上，要想在一些老话题上有所突破，就必得在研究深度上寻求超越。对于陈映真这样的“老”研究对象，黎湘萍的《重返心灵的故乡——重读陈映真近年作品并论其新作〈归乡〉》无疑读出了“新”意，文章将陈映真放在当代历史语境下面，对陈映真的“左”进行了极具理性的辩护，认为陈映真的“左”“意味着对当代全球化消费社会的各种思想的、文化的、文学的现象进行‘彻底’(radical)的批评，意味着在几十年来以‘右’为主流的语境(context)里，冒着‘犯法’、‘坐牢’的危险去探求历史的真相，寻求一条通往人的真正解放的道路，而不是背诵几个僵化的教条。”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认为“把陈映真看作富有责任感的作家与文化批评家，也许更加确切”。沿着这样的认识，作者对陈映真八十年代以来的创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中挖掘出陈映真独特的思想贡献在于对台湾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台湾的社会性质及面临的主要矛盾、以及台湾的文化问题和精神重建等问题的思考上，而对陈映真的新作《归乡》的解读，则在“省籍矛盾”的背后看出了“阶级问题”，在地域的“乡”的观念深层发现了象征意义上的“文化”或“理想”意蕴。由于是在思想史的背景下来看取陈映真的思想，复在陈映真的思想体系和思想发展的大框架下来分析他的新作《归乡》，这样的分析自然深刻有力，创见叠出。文章看似“微观”，实则“小中见大”。此外，像徐学的《西而不化与西而化之——余光中汉文学语言论之一》，彭耀春的《“对当时政治环境一种痛苦的反射”——论姚一苇的戏剧创作》，也都是在学术上有所深化的佳作，前者是对余光中的汉文学语言观念的条分缕析和深入探讨，后者是对姚一苇戏剧创作的心理挖掘和“内结构”揭示。在语言及语言观念、戏剧等领域相对薄弱的台湾文学研究中，出现这样有分量的论文，是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界在2000年的可喜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