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1)05-0010-07 把赵树理视为一个完整意义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把赵树理及其文学世界作为一种现代中国特殊而又有普泛性的知识分子文化——心理视域里的精神——审美结构来加以释读，我以为，这既是我们在过去赵树理研究中所忽略的地方，又是使赵树理在今天的语境中走入“经典化”境界最有力的切口。就我们对往昔赵树理研究史料的一般印象而言，在很多研究者那里，“知识分子”和“作家”并非“同一性”概念，毋宁说在研究者的“潜话语”中还有意无意地在使用中加以区别。“作家”与“文人”的含义更近一些，而“读书人”与“作家”则似乎有着较大的差异。在中国古代，“士”或“士人”更多地是从“知识拥有者”角度体认的概念，“吟诗作文”乃是古之“士人”应当或必须具有的某种特殊的、甚至是标示“身份”的技艺而已，它至多不过是“知识拥有者”“文化身份”的外在表征罢了。如果说，在中国古代“知识拥有者”的价值实现只能是“做官为宦”的“体制化”范畴，那么现代的“知识拥有者”——“知识分子”则恰恰是在与“体制”的有意疏离之中获得独立并保有自身价值的。西方近现代文化进程中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及形成的“知识分子”、“现代性”概念内涵，在强调它的独立性时，还格外看重其在“体制”异化之中“良知”、“正义”、“国家良心”的代言人身份，“完善文明”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存在本质。这便使得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呈现为两个作用向度——一是“批判现存”，“创造”体现在对一切业已生成的物化或精神形态的“不满足”与“有意挑剔”；二是“思想生产”，即不断尝试用前人不曾使用过的“组合”，来展示一种“新秩序”。当然两个向度是相辅相成、互为动力的。近现代世界历史和文明实践已经证明，知识分子在拒绝“体制化”过程中，失去的只是无数被奴役的可能，而赢得是一种堪与“体制”威压相抗衡的“文化霸权”。 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历了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再到“体制内”及“体制边缘”的漫长而又艰难的跋涉旅程——直到今天，这一旅程仍未接近终点。可喜的是，在90年代以来的“非意识形态化”文化思潮中，知识分子文化毕竟形成了与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大众文化相对应的多元中有力的一元。为此我想起了赵树理。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文化身份”漫长的体味确认过程中，他和任何一位操持“作家职业”的知识分子一样，一生充满了角色自塑与意识重构的艰难性、惶惑性和痛苦感。而这些则是长期以来处在功利性文化语境中我们所常常忽略的。人们对他的文化身份的体认，不得不在他一生耕耘不辍的“农村题材”及与农民文化的简单对应之中苦苦觅取，加之他常常不加掩饰的对农民亲昵的自我表白，因此把他书写为一个“现代的农民作家”——这种对赵树理来讲不尴不尬的命名，已无形之中把他排除在知识分子行列之外了。另一种情形是，长期的关于审美的“政治言说”及对文化构成的强制、审美价值的政治化界定，也同样在把赵树理充分“体制化”情形之下，有意无意淡化、稀释了赵树理作为一个具有鲜明“题材定向”的审美创造者的文化主体困惑和创造过程的选择尴尬。几十年来有关赵树理评价的“七上八下”，说透了都是“体制语言”忽左忽右的回应表现。如此等等，都是造成赵树理研究境界难以提升的原因所在——上述这些，无非是笔者对历史进行的别一角度的回顾，无意在此厘定是非。把赵树理纳入“知识分子”文化范畴，是我企图使赵树理研究趋进经典化的一种努力。本文将从社会角色、情感角色、权力角色及角色焦虑等方面，对赵树理及文学世界的“知识分子性”做一点探讨。 1 赵树理走上历史前台的语境因素，既是一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又是赵树理“知识分子性”得以释读的文化空间。我们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当赵树理不自觉地走向某种社会角色和自我对这种社会角色体味确认的过程里，其自身的文化属性与角色自塑、重组也同时隐含其中。在这里，“现代性感觉”的拥有与否和形成过程是一个重要的前提。赵树理无疑是五四现代文化与理念的受惠者——但他与“五四”却有着一个漫长而又极为自我化的体认溶融的过程。我以为，上述这种“体认熔融”的过程，在赵树理这里可分为四个阶段或四种状态：第一阶段是他入长治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时期。1925年夏，已结婚成家的赵树理考入“山西长治第四师范学校”，我们要问的是在此之前应如何看待赵树理的“文化属性”呢？其实，生活在贫瘠闭塞家乡的赵树理，虽然多受乡村文化及区域文化（包括他父亲的言传身教、八音会及其它种种）的熏陶，但这些并未完全构成赵树理的文化心态恒稳不变的色调。原因是他此时对文化（不管哪种文化）的接受与释读还是一种“自在”状态，并非有意——这意在说明，此时的他还不具备作为一个“文化主体”的文化选择能力和在“异质参照”冲撞之下面对自我的反省能力，把此时的赵树理称之为“农村文化人”（与其父辈一样）或“识字人”应当是无大错的。他“当时的迷信，不吃肉，敬惜字纸”等宗教意念，完全是宗教信徒盲目受之的结果。从这样的文化属性看，赵树理在入“师范”之前也同样没有“社会角色”意识，其情感还无法在文化范畴中加以分析。他自述：“其后我的思想为班上的同学王春打跨，并给我介绍梁启超《饮冰室文集》，我此时如获至宝……我则每读一书均是王推荐。我们所读之书甚为杂乱，主要的为康、梁、严复、林纾、陈独秀、胡适等人之著作和翻译。”“对科学与玄学的东西可以兼收并蓄——而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者则为反礼教、反玄学的部分。”[1]据他的师范同学史纪言回忆：“当时，我们大量阅读创造社、文学研究会出版的报刊和五四新文艺，也看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书，经常翻阅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等，至于《胡适文丛》、《独秀文丛》、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鲁迅的小说和郭沫若的诗等，则更是我们争相传阅的读物。”[1]这显然表明了主体的一种文化趋属，并且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种“喜好”是在与王春等人的激烈、长期争论中以屡输的形式建立起来的——这是否说明赵树理的选择不是被动而是主动？1926年冬至1927年4月不到半年时间，赵树理先后加入国共两党。我以为，这既是他“自觉阅读”的自我社会外化，也是其“角色意识”开始成型之时——与五四以来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功利化的文学，导致阅读者必然进入实践角色，文学青年或知识青年的“知识分子性”必然表现为对激进文化的青睐和启蒙向度上的民族解放“现代性”的探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