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阎连科 阎连科是一位多产作家，由于创作的路子相当宽，这使他变得难以归类，难以命名，难以叙述。有些论者称他为“军旅作家”，因为他目前确实还是一位军人，并且有《和平寓言》、《和平雪》、《在和平的日子里》、《和平战》等作品，在这类作品里，阎连科主要探讨的是在军人身份暧昧的角色环境中特殊的军人生活，他很少像李存葆、朱苏进等人一样，借助共和国年代一些局部战争去刻划所谓现代军人的性格与内心冲突，而是将军营之外的社会生活纳入进来，或者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去写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军营生活，从非军人与军人角色的复杂关系中去揭示一种普遍的社会关系和人物心理。有的论者则从乡土小说的角度去研究阎连科，像《除沟人的梦》、《寻找土地》等都可以归入乡土小说的范畴，现在，阎连科的耙耧山系列也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这些作品中，阎连科力图再现山乡的风貌、耕作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农民们淳朴的性格，在许多作品中，阎连科通过语言及民俗等几乎是自然主义式地将山村的图景摹画出来，而不避阅读的滞涩和审美上的粗砺与稚拙。 我们认为从《耙耧天歌》开始，包括《年月日》、《日光流年》等作品在内，阎连科的创作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如果硬性地从题材上去划分，这一类小说也可以说是农村题材，但若仔细研究，所谓的题材及其依此展示出的乡村生活图景只不过是一种依托，这几部作品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喻而非转喻式的写作，一种巨大的悲天悯人的悲剧气氛笼罩着它们，虽然风格是写实的，但也正是这种写实的具有效果上的逼真性的细节掩盖着故事本质上的虚拟性，而故事的主题显然是直逼形而上的一些经典哲学命题的。在《耙耧天歌》中，是尤四婆如何独力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为先天痴呆的儿女们奔走，最后以自己的尸骨去医治儿女们的呆病；在《年月日》中，则是先爷及七户人家如何以命来保全玉米种子；而到了《日光流年》，叙事场景更为宏大，讲叙的是三姓人家如何为活过四十岁而奋斗的。这三部作品中，逼真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带有家族自然村落性的居住社区，古老而具有个性的耕作方式，诘屈聱牙的方言土语等等，都显示出人类学田野工作式的个案性质，而天命、循环、抗争、生死、饥饿、性爱、人与自然等等则是叙述的诗性升华，阎连科试图破解的是一些亘古不变的生存之谜，这样的用心即使从这些作品的题目上也可以感受一二。 如果没有阎连科上述的创作历程作为背景，是不可能全面地获得《坚硬如水》的阅读效果的，正因为有了这一个背景，《坚硬如水》才会有一种陡转的心理失重与视觉上眩晕的冲击，也就是说，倘若将前此的阎连科创作上的变化解释为一种量上的渐变的话，那么《坚硬如水》显然是摆脱了他本人以往风格的一个突变，叙事上的放松、题材上的大胆、情绪上的反转和语言上的实验，都使得《坚硬如水》跳出了阎连科自我演绎的框架而成为他创作历程至今的“这一个”。 关于文革题材 《坚硬如水》是以“文革”为题材的，这在传统的题材论中是属于一个准历史的政治题材。一旦触及到政治，中国作家至今仍心有余悸或心存鄙薄，其实，文学真的不可能脱离政治，而且，作家包括中国作家并没有一天消解自己心中的政治情结，关键是如何理解“政治”。詹姆逊曾说，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可以将一定的社会生活状态理解为一个共同体，对这个共同体的设计、构建、维持、反对、颠覆固然是最突出的政治行为，而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所有制度、设施、结构、规则、礼仪、观念、行为、心理、生活方式等也都是政治或者具有政治性。《坚硬如水》可以说就是在这种泛政治的理解上来演绎文革政治的，政治在这儿绝对不只是一个具体的政治运动，它更是乡村组织结构的变化，人们社会关系的重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变化，是文化的大迁徙，是语言和习俗等符号的再创造： 姓张的见了姓李的，说：“‘斗私批修’——你喝没有？”答：“‘节约闹革命’——我喝过饭了。”问：“‘要破私立公’——你喝啥饭？”答：“‘不破不立’——老样儿，红薯汤。”张家要到李家借东西，推门进去见了人：“‘为人民服务’——婶，你家的箩筐让我用一用。”婶连忙说：“‘我们要发扬白求恩精神’——你拿去用吧，新买的，爱惜一点。”说：“‘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知道了，谢谢婶。” 这是一种生活的场景，是当时人们的一种日常生活，但它显然又是一种活生生的政治。 对文学来说，作为反映到作品中的社会生活图景的题材的政治性固然值得注意，而更重要的则是作家的态度，如果沿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概念，那就是作家的政治倾向是如何转化为审美态度的。这就要叙及中国作家的“文革”题材写作了，中国作家写不好“文革”今天几乎是人人默认的不再置论的事实。前几年，我们曾几次谈及到这个话题，从量上说，中国作家对文革的写作很不充分，许多人因之而认为中国作家好像极易好了伤疤忘了痛。欧美作家的实践再三证明，苦难以及制造了苦难的罪恶其实给人们提供了极好的思想材料，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善于利用苦难与罪恶，从苦难与罪恶中发掘思想，一个民族对苦难与罪恶的有意义的超越方式显然不应该是遗忘或避而不谈，捷克作家克里玛认为，任何人都有义务去反思本民族的苦难与罪恶，并对其负责。一般来说，正视它们，审判它们，甚至以自省的方式去对待它们，从而完成道德上的审判，是此类题材表现的惯常程序。过去，我们曾认为这方面中国作家做得不够，现在看来，无疑已经有了较大的转变，作为标志的是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这是一部反右题材的作品，反右与文革在中国是具有相似意义的政治事件，同样敏感，同样不易处理，尤凤伟以写实的笔力，批判的勇气和反思的真诚，使之在同类作品中显得出类拔萃。尤凤伟此类题材的写作可以说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审美期待与道德抚慰，契合了人们对反右文革题材写作的理想图式。说实话，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是如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我们的文学想象中，对文革之类题材写作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这种突破了意识形态禁忌、从人性的高度对苦难与罪恶进行他审与自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