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撰写的《张之洞》2001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3个月内，首印8万套已全部售完并加印3万套。 历史小说能够如此畅销实为不易，但是因为《曾国藩》的盛名在前，人们对《张之洞》的期望自然不会低。以至于出书之前就有媒体发出了“张之洞能否超越曾国藩”的疑问。出书之后亦也有学者以“令人失望”为题在本报发表了评论，引起各方的关注和议论。 当今文坛，历史小说创作流派众多，成绩颇丰。其中，成就和影响较大的有曾经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刘斯奋《白门柳》三部曲，被搬上荧屏风靡海内外的二月河“皇帝”系列等。 唐浩明的《曾国藩》、《杨度》及新作《张之洞》，都以深厚的学术底蕴和严谨的创作笔法赢得了知识分子读者的喜爱。 复旦大学中文系朱文华教授在文学报社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时认为，当代历史小说创作观中，尤以唐浩明“敬畏历史、尊重历史”的态度最为可贵。在“戏说”历史、“歪批”历史成风的风气下，唐浩明的作品是真正“严肃的历史小说”。 上海作家赵长天、王小鹰等对三卷本《张之洞》创作涉及史料之多、之广、之深，表示由衷的钦佩，认为在这部严谨的“巨制”面前，当今文坛许多所谓的历史小说不过是“玩题材”、“练笔法”、“借古人说话”的小玩意儿而已。 然而，与当年人人争阅、洛阳纸贵的《曾国藩》相比，《张之洞》似乎并未达到人们预期的高度。 批评家们认为《张之洞》暴露了受史料束缚、艺术上宏观把握不够、细节上有硬伤等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共同问题，并就此引发了一场“历史小说究竟应该怎样写”的讨论。 上海大学人文学院葛红兵副教授认为，唐浩明是典型的学者型作家，作者在资料上花了巨大的心血、下了极大功夫，也恰恰造成了小说过于拘泥材料而缺少生动细节的后果，“像教科书”一样，使人“看不到生活化的张之洞”。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姜义华认为，小说家的责任不是要说明问题、为历史事件作学术分析，文学创作要抓住人文的东西，“把握清末知识分子悲剧性的思想感情，才能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才能展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如何处理史料和创作的关系——特别是如何解决浩翰的近代史料给作家创作带来的巨大压迫感，是众多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复旦大学中文系骆玉明教授以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为例，认为大师级的历史小说哲学性极强，这可能和作家写作时采取的立场有关。“贴近历史地写”和“跳出、远离历史地写”是两种不同的写法，写法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分，但过于贴近可能会使小说变成传记。 复旦大学历史系葛剑雄教授指出，《三国》、《水浒》中有多少是史实？有多少细节是真实的？文学和史学是两回事，写小说和写传记也是完全不同的，写小说要大胆创造，历史学家写小说是不会好看的。张之洞是位大人物，清史上这样值得一书的大人物还有很多。这样的人物更要放开了写。太拘泥于史料，反而失去了磅礴大气，很可惜。 事实上，宣布《张之洞》为封笔之作的唐浩明早已意识到所面临的问题，并发出了“要把史的东西变成美的——真是太难”的感叹。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众多学者坦率真诚的议论，唐浩明深为震撼地说：“没想到上海学者这么坦诚、这么认真，非常令人钦佩和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