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1)05-0119-07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新时期”的开始，意味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对于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民众来说，这无疑也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时刻，在向新的现代性目标艰难挺进的历史征途中，作为在当时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学知识分子，当时的“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主要是以他们的话语活动参与其中的，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及“十七年”时期的“历史讲述”所包含的话语立场、历史及未来想象，以及所突显的人文精神及价值吁求，对于当时及以后不同于“文化大革命”的新的现代性文化空间的建构，均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特点。任何话语都有其言说主体，而话语主体的历史处境及身份认同，必然又会影响或制约其话语活动，因此，研究“伤痕”、“反思”小说这一“文革”后最早兴起的文学思潮，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任务，便是研究作为话语主体的“伤痕”、“反思”小说作家（特别是其中的“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在“新时期”之初(1976.10-1984.12)的身份认同，研究这些文学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和意识形态背景之中身份认同的独特性与必然性，以及这些认同对其话语活动的影响，并对这些影响作出一定的历史评估。 这里，我们将主要根据H·埃里克森(Erik·H·Erikson)(1902-1994)的认同（Identity，亦译为“同一性”）理论，深入研究“知青作家”对于他们的历史身份——“知青”——的强烈认同。 “文化大革命”以后，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对于“文革”时期所建立的身份结构体系进行了被称为是“拨乱反正”的重新调整，“文革”时期“革命者”的政治光荣已然丧失，他们在“文革”中的所谓“革命行动”，变成了须待忏悔的罪恶与迷误，所以，他们中也极少有人还以当年的身份自炫于人，但是，“新时期”之初“伤痕”、“反思”小说作家的身份认同，却有一个相当有趣而且颇有争议的现象，即其中的许多“知青作家”往往通过对他们“文革”时期“知青”身份的浪漫“重申”，来强调自己的“知青”认同。 明显的怀旧色彩，是“知青作家”对于已经属于历史了的“知青”身份的认同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除此之外，我们更应注意的，是这种认同所体现出来的为“知青”身份重新正名的色彩。鉴于“文革”时期便已产生、“文革”以后更加盛行的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对于“知青”一代的惋惜、误解以至于指责，这种认同往往伴有鲜明的“无悔”心态、纪念色彩和对于他们所特有的青春时代进行价值重申的意图。如叶辛就曾经说过：“那个时候，社会上只要一提起知识青年，不是唉声叹气，就是闭目摇头，仿佛知识青年们一无是处。……其实呢，他们并没到乡下去过一天，也不知知识青年们究竟怎样在生活，往往根据一些夸张了的传说在下判断。实在地说，知识青年在乡村的生活，是复杂而又丰富、艰苦而又充满了向往色彩的。知识青年，这个当年我们用汗水和眼泪、期待和希冀、憧憬和追求充实起来的字眼，饱含着多少更加深沉的意义阿！”，“我是从那条路上走过来的，我的青春、我的追求、我的事业，甚至我的爱情，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1]，“这段岁月虽已过去，却值得记忆”[2]。孔捷生《南方的岸》的基本主题，就是对“知青”身份的重新认同，他在谈到这部作品时指出，他的小说是“忠实于我们许多老知青的感情的”，“怎能因为我们的些微贡献远抵不上十年浩劫的空前损失，便觉得毫无价值呢？”[3]。“知青作家”对于“知青”身份的浪漫“重申”和坚定认同，以张承志最具影响：“无论我们曾有过怎样触目惊心的创伤，怎样被打乱了生活的步伐和秩序，怎样不得不时至今日还感叹青春：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在逆境里，在劳动中，在穷乡僻壤和社会底层，在思索、痛苦、比较和扬弃的过程中，在历史推移的启示里，我们也找到过真知灼见，找到过至今感动着、甚至温暖着自己的东西”[4](p.112)。在这里，“知青作家”不约而同地所表现出来的代群意识以及“知青”代群的“代言人”身份相当鲜明，对于这一特点，我们姑且暂置不论。 “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青年”基本上都有着一个“光荣”的“革命”前身——“红卫兵”，“红卫兵——知青”，正是“知青”一代在“文革”之中确凿无疑的历史形象。但是，从“知青作家”在“新时期”的身份认同来看，“革命”的“红卫兵”或者“红卫兵”的“革命”的身份形象，却遭到了他们的“剥离”，“革命”遭到了不同形式的“否弃”。一种情况是，在表达自己的“知青”认同时，绝口不提自己作为“红卫兵”的过去，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对其作为“红卫兵”的过去的“忘却”或者“回避”，如前面所引叶辛和孔捷生等人的言论；第二种情况是，虽然能够正视自己“红卫兵”的历史身份，但是仍然将这种历史身份中的“革命”成分充分“剥离”，与前面一种相比，由于这一倾向“稍加”正视历史的真实，所以，颇有认真辨析的必要。 梁晓声曾经明确指出“知识青年”真正的发生史、成长史，特别是形象而又明确地承认了他们身上难以去除的“红卫兵”（“革命”）的“胎记”，但在同时，他又极力清除了这一“胎记”中的“革命”内容： “文革”是知青的“受孕”时辰。 “广阔天地”是孕育知青的“子宫”。 “红卫兵”是知青的“胎记”。 这胎记曾使知青们被上几代人和下几代人中的相当一部分视为共和国母亲教育彻底失败的“逆子”。又好比《水浒传》中林冲们杨志们被发配前烙在脸颊上的“火印”。 那是秩序社会的“反叛逆子们”永远抹不去的标志。 在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之际，当我们整代人回忆我们差不多共同的经历时，我们几乎一致地，心照不宣地，讳莫如深地避开这一点——32年前，在我们还不是知青的两年前，我们很多人的另一种经历另一种身份是红卫兵。 而红卫兵曾给许许多多家庭许许多多中国人造成终身难忘的伤痛。 它不仅声名狼藉并且是“文革”暴力的同义词。 的确，它是我们的“胎记”，是我们脸上的“火印。” 很显然，对于梁晓声以及整个“知青”一代来说，这一“胎记”都是他们所不愿触及的、极为深巨的内在隐痛。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一“胎记”代表着深深的历史罪衍，承认了它，便意味着要有对此罪衍的承担以及新的历史时期所要求的忏悔： 中国当代的知青们，由于经历了“文革”，由于在“文革”中十之八九都曾是红卫兵；由于红卫兵当年的恶劣行径和后来的声名狼藉，不分男女，知青们便似乎都与“十年浩劫”难逃干系，便似乎都应承担几分历史罪责了。 但是，由于并不是每一位红卫兵都曾有过过激的“革命行动”，所以，真正应该忏悔的，只是那些凶恶的“极少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