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天快亮的时候，／一支小分队出发去卖报。／刚印好的报纸充满油墨香，／战士的心呵，激动地跳！ 多少人等着造反派的报纸，／多少人要看“打倒刘邓陶”的材料；张张报纸在人们的手中传递，造反派的声音在江城每个地方飞跑！ 革命造反报，“来，给我三张！”／“我要十张，零钱，不用找！”／“小心，后面有人盯梢！”／“记住，下次到我们厂去，多带些报！”…… 多少亲切的话语呀，／多少人热情地把手招；／从那一双双深情的眼睛里，／更感到江城人民和我们的心在一起跳！ 呵！这哪里是卖一张张的报，／世界上卖报者那有这样的骄傲！／草绿色的书包里装着的／分明是射向中国赫鲁晓夫的大炮！（注：朝辉：《在那天快亮的时候》，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北京，人民教育印刷厂，1986年12月，第84、85页。） 这首诗歌描述了文革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红卫兵“小报”及其他造反派群众组织报纸的广泛出版与传播。这是当代中国出版史上特殊的一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经过对私营新闻、出版业的改造后，大大小小的报纸成为由各级党组织控制下的党的机关报；毛泽东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注：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第358、359页。），在运动一开始，就赋予红卫兵等群众组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这其中也包含了新闻、出版自由，几乎所有群众团体、组织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创办、编辑、发行自己的报纸。 1966年8月22日，由毛泽东题写报名的《新北大》报创刊，成为全国最早出版发行的红卫兵报纸。上海、天津、西安、广州、沈阳、成都全国各地大、中学红卫兵组织于1966年下半年纷纷创办自己的报纸，并于1967年达到高潮。这些报纸或是铅印，或是油印；版面有大有小，但以8开小版式为主，而且不少报纸是由三四人的小团体创办，因此，通常被称做“小报”。红卫兵小报的创办、编发有着较大的随意性和机动性，红卫兵组织只要有一定编辑、发行人员，掌握了一定数量的资金和油印机、纸张、房屋、运输工具等物资条件，便可以搭建起一个报纸编辑部。文革初期以登载遇罗克的《出身论》名噪全国的《中学文革报》便是典型的一例。 1966年12月底，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在西城区西什库的一个电线杆上见到了一个油印的署名“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写的《出身论》，读完后，产生了共鸣，于是，他循着油印稿上的联络地址，找到了六十五中的遇罗文（遇罗克的弟弟），两人谈得甚为投机，商量以铅印传单的方式扩大对《出身论》的传播。牟志京向四中总务室借了500元，又通过一位同学的关系到红卫兵“三司”宣传部开出介绍信，便来到解放军1201印刷厂，敲定了印刷事宜。不久，《出身论》排版完毕，占了8开纸的3页篇幅。为了填补一页的空白，牟志京产生了办报的念头，他请四中语文教师毛宪文当顾问，传播编辑知识，又请《首都风雷》报编辑朱维理从毛泽东手书的字中拼凑出“中学文革报”的报名，其中的“文”字取之于《解放军报》的“放”字右半边。《中学文革报》创刊时编辑部虽只有3名成员（牟志京、遇罗文、王建复），但却打出了由“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的大旗。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创刊号正式出版发行，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发表遇罗克的《出身论》。《中学文革报》出版的第二天就获得巨大的社会反响，编辑部迎来了大批读者，也引起了对立派的忌恨。北大附中红卫兵头头彭小蒙率百余人砸封编辑部，而更多的红卫兵组织则是在自己办的小报上刊载文章，就“出身”问题与《中学文革报》展开论战。《中学文革报》引发的论争引起了高层政治人物的注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点名批判了《出身论》，《中学文革报》出到第6期（1967年4月1日）便被迫停刊（注：参阅牟志京：《〈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见徐晓等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月第1版，第219页—224页。）。 从1966年到12月底到1967年1月18日，在不到一个月的短时期内，三四名毫无办报经验的中学红卫兵酝酿、策划、编辑、出版了一份报纸，《中学文革报》的创办过程典型地体现了文革初期红卫兵小报的短、平、快特征。 红卫兵小报都以大量篇幅刊登“中央首长”的“最新指示”，这正体现了文革期间“党的领导”的特殊方式：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央文革小组”，即当时所说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越过了各级党组织与国家行政机构，通过报纸杂志来与群众直接联系，来贯彻其战略部署与意图。这里所说的报纸杂志，主要是当时由“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控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与《红旗》杂志），而各群众组织（特别是为“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群众组织）的小报，也起到了传递“中央首长精神”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文革时期红卫兵小报也是进入体制的，它们同通常所说的在政治高压时期与政府采取对抗态度的“地下刊物”（注：例如，苏联政治高压时期（从30年代至70年代），曾以出现了大量与权力话语采取对抗态度的“地下刊物”，孕育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罗茨基等重要作家（参阅马可·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第32章“‘萨米兹达特’：地下刊物”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0月，第一版）。）相比，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