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96(2001)03-0066-05 从80年代中期，中国女性文学“浮出海面”之后，就繁花似锦般地发展起来，大有燎原之势。但是，在女性文学形势一片大好的景观中，女性文学的隐患也在潜滋暗长。正如文学评论家陈思和所说：“这些女性写作大多数并没有真正反抗男性菲勒斯。在关于女性与男性关系方面，简单化地将男性处理成一些恶棍、性欲狂，要么一味地逃避到女性内心世界。”[1](P.202)这种女性文学中的两性极端对抗和女性的极端逃避反映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叙事缺乏对自身“整体叙事”的自觉意识。所谓“整体叙事”是贯穿于从古至今整个中国女性文学的叙事史中的叙事传统。只有意识到了这种“整体叙事”，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叙事才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找到创新的生长点，走出极端化的误区。要寻找这种“整体叙事”必然无法囿子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而是要在一个历史整体中去考察寻求。并且，女性文学的能指范围也不能仅限于女性写的，而是凡那些披露了女性文学叙事中文化心理的作品都应是女性文学的。 女权主义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用来寻找这种“整体叙事”。女权主义批评流派繁多，观点各异，但其核心是基本相同的，即认为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是男性中心的历史，女性一直处在边缘状态。所以女性文学叙事的边缘性是女性文学的整体叙事。并且认为，当今的女性文学叙事已经开始从边缘向中心进军。[2](PP.190-191)事实上，女权主义批评的这种“边缘叙事”的整体叙事观是站不住脚的。姑且不说女权主义批评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了这种批评的学理性，仅从逻辑上来看也是自相抵牾的。董之林曾指出：“西方女权主义批评始终面临一个悖论：如果迄今为止的文化传统是她们的立足之地，她们的思想和理论来源又来自何方？”[3](P.42)这的确是一针见血的批评。在此，我们同样可以这样对“边缘叙事”的整体叙事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边缘叙事”是女性文学的整体叙事，那么女性文学叙事在当代从边缘向中心进军的景观不就是逸出了这一整体叙事吗？而这种当代女性文学的叙事景观又是中国女性文学叙事史的必然发展阶段。所以，问题并不在于边缘与中心的对立，而在于另一方面。 那么，中国女性文学的整体叙事到底是什么？ 李洁非在论述自“五四”以来的女性文学时曾惊奇于女性文学兴起的过程与中国社会转型之间的巧合关系：“当我们将这一过程与中国历史的时间表作一番对照时，会惊奇地发现，它正好跟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所经历的曲折历程相吻合”[4](P.140)。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中国女性文学的应答叙事在“五四”以来女性文学中露出的冰山一角。可以说，“应答叙事”正是中国女性文学中的整体叙事。 在说明什么是“应答叙事”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阐明两组概念：一是女性生存场景的平稳状态与倾斜状态；二是女性文学的平稳叙事与倾斜叙事。 女性生存场景的平稳状态与倾斜状态。历史的发展是由社会的稳定状态与社会的转型状态交替出现构成的。历史学的研究表明：一个社会的存在如果有足够强大的维系力量，那么它就处在平稳状态中；反之，当这种维系力量日渐削弱时，它就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倾斜状态中。社会存在的平稳状态和倾斜状态构成了生活其中的女性生存场景的平稳状态和倾斜状态。 女性文学的平稳叙事和倾斜叙事。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学叙事区别于西方传统叙事的地方在前者是空间性的，后者是时间性的。时间性叙事指的是事件(event)与事件前后衔接，组成一条“经验流”，而空间性叙事则指的是事件与事件排除了时间的流动，事件与事件重叠，组成稳定的叙事图式。[5](P.19-25)据笔者看来，如果说时间性叙事最基本的两种形态是正叙和倒叙的话，那么空间性叙事的两种形态则是平稳叙事和倾斜叙事。“平稳叙事”指的是叙事中诸事件的“图式”是稳定的，即叙事中行动元与其生存处境是合作的；“倾斜叙事”指的是叙事中诸事件的“图式”是倾斜的，即叙事中行动元与其生存处境之间是冲突的，甚至是冲突的极端化——逃避。 在阐述了这两组概念的基础上，我们说中国女性文学的应答叙事的含意可概括为：在女性的生存场景与其叙事方式之间存在着共振式的应答关系，当女性生存场景平稳时，女性文学呈现平稳叙事；反之，当女性生存场景倾斜时，女性文学呈现倾斜叙事。 我们在这里需要特地指出，在女性文学文本中，生存场景的展示往往不是通过自然、社会环境的描述完成的，而往往是通过意象群的象征喻示。因此，解读女性文学文本，首要的任务就是来解读其中意象群，将其中喻示的生存场景揭示出来。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最能体现女性文学叙事的是才子佳人小说。根据一般的看法，才子佳人小说是男权中心社会中穷困潦倒的文人的白日梦或志得意满的世大夫们的消闲品，在其中是谈不到什么女性叙事的。其实不然。原因很简单，才子佳人小说虽大部分并非女性创作，但是它的流传却并非仅限于男性群体，在女性群体中同样流行，《红楼梦》中宝黛同读《西厢记》的著名片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艺术品的被接受同时也是被创造。那么女性实际上也参与了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 有人在评价才子佳人小说时，讽之为“公子小姐定亲后花园”。在这句讽语背后，道出了才子佳人小说的主导意象——后花园。后花园者，休憩怡养之所也。它象征的是生活场景的稳定状态，是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6](P.196)的折射。与这种稳定的生存场景相应答的是才子佳人小说中女性叙事的平稳性，这主要体现在：在才子佳人小说中，女性叙事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代表着稳定的生存场景的“才子”。这些由女性们一手抟造成的“才子”体现了女性与其稳定的生存处境合作的愿望，是一种平稳叙事。才子佳人小说中，当然少不了一番好事多磨，但最终一切都会在具有强大整合功能的平稳叙事中结成一个大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