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慧是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上半年中国文化市场上红极一时的作家，并一度被视为所谓“七十年代以后”的代表人物，其长篇小说《上海宝贝》更是轰动一时，在文化市场中取得极好的销售成绩。未几，此书被冠以“黄色、淫秽、色情描写”，被逐出文化市场之外；出版社自毁版权，声讨不迭，内部获命整顿。文学批评家严厉批判作家“丧失了生活资源、精神资源，沦为跨国资本的宣传工具和代言人”（见葛红兵发表于《山花》2000年第3期的《跨国资本、中产阶级趣味与当下当代中国文学》）；大众传媒（报纸、电台、网站）们亦对此事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报纸纷纷发表“名”作家、“名”批评家痛心疾首的“把脉”、规劝直至骂语；网站的讨论区里，有关畅销作家其人其文成为最热门的话题，经月不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具有国际影响的美国《先驱论坛报》2000年首次论及的中国文学作品是卫慧的《上海宝贝》，欧洲某大学图书馆委托访问学者在中国购买《上海宝贝》。稍后，可遇而不可求的禁令反而促成《上海宝贝》在纽约书局出版，购者甚众，冲其“被禁”而来，读者反应平淡，甚为失望。爱默生说过：“每一本被禁的书都曾照亮过世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上海宝贝》的悲喜剧却再次表明，“事实上，中国的历史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做萨特的可能，相反倒是提供了成为丑角和尘埃的无穷机会。”（注：《犹在镜中》，第20页，戴锦华著，知识出版社1996年。）凡此种种，足以构成一个值得考察的文化事件。笔者拟从三个角度描述：一，卫慧描述的中产阶级话语是其在大众文化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二，卫慧小说中对“性”的关注折射出女性写作在大众文化市场中面临着被压迫、被引诱和被改写的悲喜剧；三，卫慧小说中，中国女性力比多去向背后，隐含着悲哀的民族寓言。最后，本文剖析了文学评论界对卫慧现象“批评”的失败及其启示。 一、一种女性叙说的“中产阶级”话语 在卫慧写作前期时，“中产阶级”还没有成为文化市场中一个成熟的消费群体，流行于文化市场上的休闲杂志如《时尚》、《上海服饰》、《女友》、《健与美》等等仅仅定位于城市中的工薪阶层，为“中产阶级”度身定做的豪华类休闲杂志尚未出现（《时尚》于1997年才买断美国《Cosmopolitan》的版权，而法国时装杂志《Elle》的大陆版《世界时装之苑》1999年才创刊），彼时的“中产阶级”无从得到消费品牌、生活趣味的“培训”和确立其身份的包装指南，“新新人类”的噱头尚未开张。因此，在卫慧早期发表的《梦无痕》（《芙蓉》1995年第4期）、《爱情幻觉》（《小说界》1996年第1期）、《纸戒指》（《小说界》1996年第4期）、《艾夏》（《小说界》1997年第1期）第4篇前期小说中，主人公尚处于“准中产阶级”的地位。尽管他们的收入使他们不愁于随心所欲的消费，但和后期小说中“成熟”中产阶级的明显优越感与身份认同感相比，他们忽而在“高级”的西餐厅、商厦、保龄球馆应付自如，忽而出现在菜场、简陋的单人宿舍、肮脏的小镇、杂货店等“不上台面”的角落。与后期小说中的主人公们相比，这些“浪漫主义形象、缠绵柔情和精致的小布尔乔亚情调”（卫慧语）的人物，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身份认同感。 自《黑夜温柔》以后，小说的故事模式、人物的身份、活动地点、生活方式、职业以及小说的语言特色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黑夜温柔》中，主人公“我”是名校计算机系的学生，“我”的外祖母是“昔日的上海滩上某位名噪一时的大银行家大慈善家的千金”，“我”家居于淮海路上的一幢老房子里；外祖母给我留下的财产使“我”在大学期间保持着一份“得体”的生活；在《爱人的房间》（《上海文学》1998年第6期）和《水中的处女》（《山花》1998年第7期）中，男女主人公已“荣耀”地成为中产阶级的稳定成员，无须再为物质生活和地位的提高而奋斗了。他们的生活内容是在酒吧间里迷迷糊糊，喝酒、抽烟（当然都是跨国资本提供的进口货）、泡在浴缸里患幽闭症、狂躁症、便秘症，再来场迷幻式的性爱奇遇。衣食之虞何堪忧，操心的是如何摆脱“中产阶级”才有空患上的忧郁症、焦虑症。在《甜蜜蜜》（《人民文学》1998年第8期）中，作者索性把男女主人公安置在机场上——一个“中产阶级”才能光顾的地方。男主人公“穿着一身范思哲的时装”，剃着“时髦的寸头”，戴着“一副酷毙了的墨镜”，洒着“一点淡淡的古龙水”，喝着“一杯掺了Bacardi朗姆酒的可乐”，全套行头含蓄而一望即知价值连城，迫不及待地宣称自己是“一个现代后工业社会的模范俊男”，“随时可以遭遇迷幻和惊奇”。 在长篇小说《上海宝贝》中，我们看到男女主人公住在一幢舒适的大公寓里，到大江户日本菜、斑尼餐馆、澳洲餐馆就餐；在Goya、“阴阳”等高级酒吧里谈情说爱；在高级百货公司里潇洒购物，在白领社交圈里顾盼自如，还有红酒、香肠、“德芙”巧克力、“七星”牌女士香烟、“资生堂”化妆水、顶尖的名牌时装、派对、模特、造型师、有闲青年、外企白领、画家、吸毒、“中产阶级”地下情、同性恋……一幕幕中产阶级的私人空间交错出现，一个个中产阶级的标准成员轮番出场。 从半生不熟、时露马脚的乍说新腔，到带着优越感的熟练叙述，卫慧为她的读者们成功地构建了当下中国“中产阶级”的话语模式：他们的穿着方式、食谱、如何消磨时间、消费模式、生活方式，一如洛文塔尔所言，是充当人们对于成功、财富、地位、悬念、奇遇、热恋的大众社会心理指示器。具备这样的市场价值是卫慧小说畅销的必备条件之一。毫无疑问，关于中产阶级话语的书写成为她的作品畅销的支点之一。类似的作家同期的有棉棉，稍早的有安顿等。这类女性话语加入了整个中产阶级话语，成为得势阶级自我言说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