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参评作品的时限1997-2000年，恰恰是上一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文坛眩目的明星当属长篇小说，但这并不意味中短篇小说偃旗息鼓，萎缩不振。新时期崛起的中篇小说，80年代是它的辉煌期，后来虽然有过平淡与滑坡，但总体说它依然顽强生存，孜孜更新，佳作迭呈。获得这届中篇小说单项奖的5篇作品，通过反复评议，层层筛选，可谓优中选秀，秀里拔萃。 9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是多元纷呈、管弦齐鸣的，题材风格多姿多态，有历史强音的震颤，又有一隅一角折射的时代之光。在这里，不可能全面概括90年代文学，只想就这层届获奖的5个中篇小说以及初选组推举的其他几篇作品（详见《小说选刊》10期公布的篇名），简要透析一下其主要特征及其给我们的提示。其一，文学多元多样化的流向，开始进入更为注重个人性与个人化的新阶段。文学多元多样化爆发于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它那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浪涛，打破了当代文学长期大一统的单一局面。多元化的真正实现，并非仅是突破单一性，也不能停顿于文学旗号与群落（如寻根文学、现代派后现代派、新写实等）的崇尚，作家应该扬起自己创作个性的风帆。当下流行的个人性、个体性或私人化写作，这些提法尽管存在不确定性和颇多的歧义，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表明作家正在告别追溯、跟时尚与赶浪头，寻找自我的文学天空，营造自己的艺术思维、审美理想与个性化的文学世界。如将新时期文学流向的三个阶段打一个比喻，即是单一性阶段，文学共同挤在一个梯子；然后在多样的梯子上竞争；第三阶段是每个人营建与攀登自己的梯子。这一景观虽然还没有尽美尽善，但从这届获奖的及备选小说中可以见到，八面来风，张扬个性，各人头上一方天。其二，文学依托的价值意识，由消解而开始回升。没有主体价值的渗润，文学灵魂就失落了支柱。没有独特的审视与价值判断，必定失去文学批判性和自身的尊严，作品将会缺钙与贫血。经济全球化、世界强势文化及后现代主义的负面影响，加上商品化侵淫文学的肌体，那种理性、正义、真理与尊严消失的“时代官能症”入侵90年代文学，价值意识以及批判意识、崇高意识、悲剧意识在消解，文学呈现了苍白与平庸。90年代中后期小说，价值意识回归仅仅是开始，还须一个过程。但在获奖的与备选的中篇小说中，看到它正在冲击小说中某些闹剧、谑剧与侃剧的无聊，复现了曾失落的文学批判性、悲剧意识与终极关怀的大悲悯情怀的壮美身影。其三，关注生存状态的小说，显示了新的征候。有的兴味盎然地表现商界大亨、官场权势者、白领人士的社会上层，但又有作品面对下层平民百姓日常生活和生存境域，小说注意将“初级阶段”生存的叙述与人之存在意义的追索二者相融会。还有的不但注视人与社会的撞击，而且开始关注人类与生态自然的关系。 2、这届获奖及备选的中篇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年轻作家比重突出，相当活跃。选材，视角，艺术探求，饶有个性，富有创新精神。如群星闪烁，前景看好。《被雨淋湿的河》仅差一票即满。作者鬼子年轻，近年由前卫转向写实。这篇小说颇似流行的打工文学，但它的价值不在于写谋职之难、劳工之苦，它直面现实，带着生存的焦灼揭露市场经济出现的劳资双方的尖锐冲突。晓雷为了人的自由与尊严，反对残酷压榨，曾对苛扣工薪与强迫职工屈跪搜身的两个老板发动了抗争。晓雷死于煤场井下瓦斯爆炸，是一个官商勾结暗害的抗争牺牲者。《被雨淋湿的河》叙述的悲剧是双重的，儿子晓雷之死是抗争者的悲剧，其文结局则是一个老实人、懦怯者的悲剧。他老实巴交，小心翼翼，但灾祸一个个降临头上。妻死子亡，女儿晓雨又被一个有钱老板霸占。父亲赖以欣慰的一切，包括他自己，全被夺走了。什么都没有，只留下他那“像一根枯朽树桩”的躯体，最后也倒下了。鬼子小说有一种宝贵的品格，面对人生现实，深深的忧患意识，恪守价值信念，不苟同世俗平庸，在质朴无华的叙事中，透出悲悯情怀与炽烈的批判精神。 《成长如蜕》主人公弟弟与晓雷年龄相近，但命运截然不同。90年代涌现不少写一代人生长历程的成长小说。《成长如蜕》，顾名思义，写了一个年少纯真的弟弟走向商海的心路历程。作者叶弥出手不凡，弟弟形象意蕴丰赡。小说叙述小弟的成长过程，很注重转型时代，社会习俗和家族三大“合力”的诱导与推引。父与子的冲突，可以说是中外名作的一个重要主题，父子两代的冲撞，往往标记时代或历史的转弯。弟弟这个亿万富翁家族的纨绔子弟，他所需要的亲情、友情和爱情，都离他远去了，他终于加入了他所厌恶的市俗商海之中。晓雷与弟弟二者性格有别，前者抗争，后者则是顺从与接受，晓雷命运是悲剧，弟弟命运难道就是喜剧吗？很叫人深思。 铁凝的《永远有多远》，未尝不可也叫作成长的故事，不过小说中的白大省与“弟弟”成长的年代、环境和性格大不一样了。叶弥从每一个细微末节透视“弟弟”的“变”；铁凝却从白大省念书、初恋、相聚与离散各样情节中，发现她的“不变”。即她作为北京胡同大杂院里长大的女孩，那种傻里傻气的纯洁正派，“缺心少肺”的快乐仁义，还有那总是“怀是一腔过时的热情”。在别处，以至在别的小说里，看不到白大省形象，甚至在作者的《大浴女》中也没有，只有在《玫瑰门》依稀可见她的身影。对于这个没有沾染商品与拜金气息、没心没肺的姑娘，作者爱的真恨的也真，只有在铁凝那种又陶醉又清醒、既爱又恨的叙述笔调中，才会实现“这一个”。“典型”一词不大被人提起了，白大省给予美学意义的典型评语也不为过。当然，白大省那憨憨的性格的外在细节与内在的微妙，没有作者创造典型的工笔也是画不出来的。白大省，晓雷，小弟，这三篇小说三个人物生活于新中国的各自年代，各有各的生存境域和价值理想。从这三篇小说，也可以看出作者追求的多元多样的审美个性特征。即便是写同题、同一个成长人物，出自三位作家各自的笔端，也是绝然不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