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93(2001)03-0026-05 贾平凹创作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断开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断“转移”。这种永不满足、执著追求的转移，既表现在从商州农乡题材到西京城市题材的变化上，也反映在从传统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兼而有之上。如果说，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力求每一部都有所变化有所创新的话，那么，他的散文创作则不断开拓新的审美类型，由写实到抽象，从抒情到写意，从乡村到城市，从现实到历史。丰富的生活文化内容，使他的散文映照着中国当代社会的变迁，展示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化的轨迹。综观贾平凹的散文创作，其作品可以大致分为自传类、风情类、世相类、禅思类、文化类五种审美类型。 自传类 这种忆写家庭和个人生活及其解说创作情况的散文，大都写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此时的贾平凹身处火热的时代大变革之中，他以一个农村青年对生活的激越的热情，去记叙不堪回首的苦难岁月对幼小童贞心灵所造成的深深的伤害，对患难与共的血亲真情寄予深切的赞美。此类作品讲求情节，记叙细致，内中承载着强烈的人生际遇的感受，读来生动感人。《纺车声声》、《初中毕业后》、《童年家事》可为代表。《纺车声声》通过“我”缀学砍柴买回纺车，母亲日夜纺线换回家人生活的描写，抒发了母子患难的深情。母亲对做教师的父亲的理解，对孩子的慈爱和自我牺牲精神，令人感佩，催人泪下。 总体来说，自传类散文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作者的身世、秉性、写作背景和精神风貌，多具史料与资料价值，较少审美价值，艺术品味较低，尤其是“练笔”阶段（70年代）的自传类散文，作者过于注重个人遭际的历时过程，多做生活流的记录，尚未能将个人苦难与民族历史文化联系起来，做深刻的文化的历史的反思，故而缺乏审美的个性特征。《童年家事》洋洋洒洒6万余字，详细记述了从作者出生到祖母去世整个大家族近10年间由和善到分家的过程。婆的精明、三婶的能干、母亲的忍辱屈从，文章似小说一样有着较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清晰的时空要素。但作为散文，幼小的“我”却犹如道具，无从发出个性的感受心声，仅作为叙事人，讲述家人的故事，因而也就缺少散文的文体特色。 风情类 这是对描摹民俗风情、感悟山水人生的散文的归类。这类散文主要反映在80年代商州题材上，还包括陕北、关中以及陕西以外地方风情的作品。写陕西的风情类作品大致有：陕北风情类15篇，包括《走三边》、《黄土高原》等；关中风情类20篇，包括《五味巷》、《关中论》等；陕南风情类45篇，包括“商州三录”等[1]。已经走向成熟的贾平凹伴随着文学寻根的潮头，有意识地对故乡民俗风情做了一番文化梳理，营造出富于地域特色又暗喻着民族品性的家乡风情。地方性是民众的生活习惯在空间上所显示出的地理特征或乡土特征，它是构成散文地方色彩和文化特色的重要源头。商州地僻，文化传统悠久，千百年来形成了封闭而又古老的地域文化精神。改革开放所吹进的经济文化的文明之风，使商州古老的生活文化方式受到极大的冲击，新与旧的转型和重新整合，给文学反思带来了极好的描摹与反思的样态。贾平凹摆脱了第一个阶段狭隘的家庭、个人的家乡观念，转而在更大的空间开创出商州故乡文化风情散文。“商州三录”继承自传类散文讲求情节，描画人物的特点，对商州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透视与描绘，以“再现一种社会和精神的活的过程”，反映了商州山民的生息繁衍与追求。《黑龙口》写山民接待“旅人”的特殊方式——夫妻与“旅人”同睡一炕，让人领略了商州人的淳朴与狡黠；《一对情人》通过驼背老五的女儿自由婚恋、弃家出走的曲折故事，反映了现代文明的熏陶正在改变着商山儿女的命运；至于金洞狼的凶残与仁性（《金洞》），刘家三兄弟的乱伦与亲情（《刘家三兄弟本事》），木碗世家的手艺（《木碗》）等，都是商州的人性、天性，甚至狼性的写照，让读者看到商州淳朴与保守的民情民风。贾平凹在《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家乡文化的热爱和衷情，他从商州风土人情中找寻到了自己创作的新坐标，标志着他“商州意识”的形成或“商州情结”的聚现。正如贾平凹所说，“商州成全了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 同为商州家乡题材散文，自传类与风情类散文明显不同。在自传类散文中，我、父母、家庭和村落是具体的，标明着传统乡土文化的意蕴，弥漫着家族血亲之情之爱。在风情类散文中，“我”已不是传统家乡文化的儿子，作为一种文化视角和文化符号，“我”成为透视和描摹新的文化启蒙大潮的佐证人，而商山也在时代背景衬托下，升华为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美学意蕴的生存空间，成为贾平凹创作的乡土的民族的审美世界。风情类散文的文体特征也有其“失体”之处，情节的强化和鲜明的人物形象使其与小说颇多近似，成为一种模糊性文体，这是作家在一味寻根的时候，忽略文体感所致。 世相类 这是对城市民众生活相的认识与描摹的散文类型，它反映了贾平凹在从商州转向西京后，对城市文明生活的感触与思考，带有浓重的现代人生悲剧哲学的意味。城市是文明的象征。市民生活方式与乡村生活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深深眷恋着大山和山民的贾平凹，从小形成的自卑与孤独感，在心理沉积着对大自然的向往与崇拜情结，渴望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理解与沟通。目睹城市文明中种种陋习怪僻，贾平凹有着一种难以融入城市的心理隔膜，因此，他的笔下就更多地书写着现代人生怪异荒诞的种种病态。自80年代后期写下《笑口常开》、《人病》、《闲人》等名篇之后，进入90年代，他又续写了《名人》、《说孩子》、《说家庭》、《说打扮》、《说奉承》、《说死》、《说话》等篇什，进一步抽象出城市人受“文明”之累，为说话、打扮、孩子、家庭而奔波劳顿，谋划算计，失却本真的可悲。 人的存在本应是敞亮自我的本真状态的存在，一种自由选择的存在。然而世俗社会促生的权力、利益、虚名等外在于生命的虚无，却将人卷入追逐外物和舆论声浪的沉浮中，因而忘却自我最真实的“在”。尤其是中国在由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金钱崇拜，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生命被陷入“沉沦”状态。从这个意义上去审视贾平凹的散文，不能不肯定作家的散文创作如同他的小说一样，具有现代哲学的支撑，表达着知识精英对现代人命运走向的忧患与焦虑。尽管贾平凹的忧患意识内在的与农耕文明相伴而生，有着拒斥城市文明的自卑心理成份。 将世相类散文与风情类散文相比较，可以发现，贾平凹笔下的农耕世界是活泛的充满灵气，人与物，人与人沟通相融，淳朴自然。即使是陋俗恶习，也充满慈善光泽，悦人心目，而市井中人却多冷漠，相猜忌，难沟通。故此，城市被描写成充满怪异、荒诞、病态的世界。《笑口常开》典型地反映了城市病态的各种类型：人情薄，赠书即弃；难相爱，老来才有黄昏恋；居住挤，房事匆忙无欢乐；不坦诚，阿谀奉迎才为真。应该说，贾平凹是描摹乡土的能手，视野开阔，思维活跃，人物鲜丽，语句活泛，最能表现他的艺术才情，他虽然也是反映市井生活的行家，世相类散文亦代表了他对现代文明的深刻理解，但城乡文明在他笔下还是矛盾的，骨子里的向农背城，决定了他两副笔墨、两种心态写作城乡文明。这也是他以后需要调整解决的认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