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世纪中国散文研究存在不少问题，其中关于“散文”概念及其分类呈现出的模糊与混乱最为突出。如有人将随笔与小品文合二为一，认为它们可以互称。如1935年方非说：“随笔或小品文之在文坛上，先则只占一席位，到现在，却真是‘附庸蔚为大国’了。”（注：方非：《散文随笔之产生》，载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其实，随笔与小品文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根本的差异：随笔一般篇幅较长，不像小品文那样短小精致；随笔与小品文虽都重视自我个性和絮谈笔调，但却不如小品文那样充满灵性和简洁清丽，也往往更为散漫和理性；随笔偏于“笔”，而小品则偏于“品”。“笔”，记也，“品”，味也，随笔少了小品文的滋味和韵致。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笔更接近西方的essay。 最早将essay一词引入中国的要算刘半农，而鲁迅翻译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时则对essay一词说得比较清楚。什么叫essay呢？鲁迅翻译说：“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便披浴衣，啜苦茶，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这里，essay主要指一种絮语散文，比较散漫、随意，靠随笔较近。郁达夫在《清新的小品文字》中说得更具体准确，他对essay的理解更近随笔，并将essay和小品文进行了细致比较和区分：“我总觉得西洋的essay里，往往还脱不了讲理的philosophizing的倾向，不失之太腻，就失之太幽默，没有东方人的小品那么的清丽。”由此可见，将essay一词译成小品文是草率的，也是不准确的。 尽管中国现代随笔离不开中国古代小品的制约，但两者毕竟大不相同，可以说，它主要是在西方essay影响下形成的散文文体。基于此，我们就容易理解中国现代随笔散文的生成及其发展了。 一、飞逸的思絮 由于受中国传统小品文的制约，“五四”时的中国作家还较少有人真正理解西方essay之精髓。真正理解西方essay精神，又能将这一精神运用到创作之中，我认为应首推梁遇春。在谈到梁遇春散文时唐弢说： “遇春好读书，且又健谈，对西洋文学造诣极深。看的驳杂，写来也便纵横自如。”“就风格言，……遇春走得却是另一条路，一条快谈、纵谈、放谈的路。”“我们只能把他当作一个文体家，而且即使作为文体家，跟着遇春的逝世，这条路上不久也荒芜了，很少有人循此作更进一步的尝试。” 唐弢肯定梁遇春文体的快谈、纵谈、放谈特征，这一点如果从随笔角度，及引进西方essay文体角度来说就更为明显。在梁遇春前还没有谁认真全面向中国介绍西方的essay，更没有谁用西方essay笔法撰写散文。用絮语的闲谈笔调来写小品文在中国散文传统中不乏其人，但能以谈话的闲适笔调写思理纵横、情感浪漫的随笔，在中国现代梁遇春可谓第一人。这就是为什么梁遇春在文坛一出现即获得一片喝彩，也给人面目一新之感的原因所在。 如果说中国小品文重情轻理，那西方随笔则重知性和理性。如法国蒙田以博学著称，他的essay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理性地表达出来。梁遇春也是这样，读梁遇春随笔就好似走进西方文学的知识殿堂，那些风格各异的作家会令读者应接不暇。当然，梁遇春随笔并未停留在知识介绍上，而是处处显示真知卓见。 对生命的悲感和超越悲剧的达观，在梁遇春随笔中表现最为突出。由现实之苦到人生之苦再到解脱苦境是梁遇春的基本思路。《泪与笑》不仅感到生命的悲剧性，而且体会了“泪”中之“笑”。《人死观》表达了与众不同的思想观念及价值理想。作者认为人们通常关心人生观，而不考虑人死观，即使说到“死”，那也不过是“只含了对生之无常同生之无意义的感慨，而对死国里的消息并没有丝毫透露出来”。于是作者提出：“我们对生既然觉得二十四分的单调同乏味，为什么不勇敢地放下一切对生的留恋的心思，深深地默想死的滋味。压下一切懦弱无用的恐怖，来对死的本体睇着细看一番”。突破人人思索的人生观，尤其超越人生观对死的恐惧，建立超脱达观的人死观，这既是梁遇春思想的独特和深刻处。《“还我头来”及其他》表达了梁遇春这一观点：人人应有自己的头脑和自由。青年人固然不能人云亦云，思想界权威也不能搞统一。作者针对梁启超和胡适的“统一观”，批评他们对“自由精神”的忽视，从而切中了梁、胡二人“文力统一”思想的要害。 梁遇春随笔有较强的理性思辨色彩，往往叙述夹杂议论，有时结合现实生活的人事表现纵论、放论和高论的特点。梁遇春见解时出新意，不落巢臼，常有哲人的风采，时时开人智慧，启人心思。梁遇春随笔的表述方式是任意挥洒、自由呈现，具有飞逸的特点。废名曾指出梁遇春散文有六朝文气息，其“文思如星珠串天，处处闪眼，然而没有一个线索，稍纵即逝”（注：废名：《〈泪与笑〉序》，载《废名文集》，止庵编，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梁遇春随笔文体有“散漫”的特点，这对表达飞逸的思想非常有益。小品文往往有一中心，而作家就以此展开，从而达到清明、灵性与精致。而随笔则不同，它一般都较散漫，无具体线索，随意而连绵，似断而实连，似连而又实断。“散漫”使梁遇春随笔可容纳更多内容，也更为自由，更加从容不迫。梁遇春随笔文体的散漫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题目的随意。与小品文题目的精致凝练不同，梁遇春随笔题目非常随意，有时用口语式。这种口语式题目不加修饰，有什么说什么，极富生活情调。有时用戏谑口吻，这既可增加题目的想象、趣味，又可使文章格调放松，少一些高亢与激烈，也少一些霸气。值得强调，梁遇春竟有这样的题目《这篇是顺笔写去，信口开河，所以没有题目》，如此命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少见的，这无疑如冯至所言“近于荒唐”（《谈梁遇春》），但从西方essay精神和随笔角度看，这一命题无疑最能体现随意和自由。顺笔写去，信口开河，这是对梁遇春随笔精神精妙的表征和概括！第二，叙事的铺排。与小品文结构的直线型和简洁式不同，随笔往往比较芜杂，有较多枝叶，铺排性较强。梁遇春随笔叙事主要通过如下方式进行铺排：一是在问题的展示上，采取多点透视。二是例子引证较多，增强铺排效果。三是段落一般都较长，有连绵铺陈的艺术效果。四是外文的夹杂运用，使随笔往往从原来叙事中逸出，有复调性质。第三，语言的散漫。小品文语言往往是中国化的，简洁凝练、平实自然，有时大量使用四言句式，以使作品铿锵有声、灵性浑发。梁遇春随笔语言却不是这样，它有很强的西化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