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进入21世纪，随着“重写文学史”工作的日益深入，“十七年文学”及“文革文学”开始浮出文学史研究的“冷宫”，成为众多文学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如何对待这一段历史并评判其间发生的文学现象，成为摆在研究者面前的课题。基于此，《文学评论》杂志和苏州大学文学院共同发起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1976)学术研讨会”近日在苏州召开，约50名学者出席。 会议重点探讨了重新进入“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方法和途径。陈晓明指出，启蒙叙事与革命文学写作之间存在着某种断裂，并就其对文本可能产生的影响作了阐述。朱晓进引入了“政治文化”概念，试图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找到一条关系方式的桥梁。王尧指出“文革文学”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并提出自己研究过程中的几点思考。程文超、王光明、朱水永、徐德明等人把叙事视角引入这段文学史的研究。陈美兰认为，“十七年文学”是农耕文明影响下的新古典主义。王光东从民间叙事视角对特定历史时期文学加以观照。昌切则认为，“冷战”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内在于文艺学。刘祥安提出，五六十年代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存在着精神联系。 “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评判尺度也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陈思和指出，我们应该站在今天的立场和审美经验重新解读“十七年文学”。杨剑龙则提出，对这两个时段的文学研究要注意具体历史情境与世纪回眸意识的结合。丁帆提出了潜入材料、重新发现的过程中应体现自身的判断尺度、把握“人性”的底线。 由于部分与会者是这段历史的经历者与见证人，会议发言融合着痛苦的激情与理性的思考。洪子诚、胡明、谢冕、董健等人的发言包含着沉重的思考和反思。而另一些人的发言则更多是审美考察，如董之林探讨了60年代小说艺术的发展演化，李扬从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发现了新的美学，张光芒谈到了1949至1976年文学思潮的道德形而上的精神魅力，李勇用修辞社会学的方法重新诠释了《艳阳天》，张志忠等人也从“样板戏”中发现了新的文学元素。 与会者普遍肯定洪子诚和陈思和新出版的两本文学史专著中为重新进入文学史创作的尝试和努力，也表达了对这段历史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的关注及对新的有分量的文学史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