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末以“世纪”为名进行的历史反思中，夏中义先生的《九谒先哲书》（以下简称《九书》）是一部引起了广泛关注的著作。九封“没有地址，抵达灵魂”的信接二连三地出现在多家有影响的刊物上，文白夹杂的行文风格与壮怀激烈的“学术本位”交相辉映，构成了世纪之交文坛的一道亮丽风景。这些“写给二十一世纪的黎明通知书”以“学统”为标准，依次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所谓“涉清华背景”的九位学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胡适、吴晗、闻一多、冯友兰及王瑶的学术人生进行了回顾与清理。——“一曰道统，一曰学统，摆在当代学界面前的这对取向显然异质，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生存方式和人生道路”。（注：夏中义《九谒先哲书——写给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的黎明通知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这里的所谓“学统”，指的是一种与传统的“道统”、“政统”相对立的追求学术的独立性、把学术作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学人传统。《九书》视“学统”为学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并以此为标准，在“轰击学术上的懦弱，萎靡，投机，卖身，摇摆不定”的同时，以陈寅恪为旗帜，提出了“重建学统”的口号，要求人文知识分子进行“人格自律”。 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重要精神遗产，“学术独立”一直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虽然这一口号的表述方式不尽相同，但其建构方式一直非常明确，即以“政治”作为“他者”来确立自己的本质。由于这种以“二元对立”基本思维模式建构的口号在八十年代的语境中更接近于“信仰”而不被视为一个“知识”范畴，因此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辨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九书》以“学术的独立性”作为标准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进行的全面清理，为我们对这一“常识”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使我们得以在《九书》给定的范围内讨论二十世纪中国的“学术”、“政治”的具体意义及其这一时代的学人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借用一句流行于学界的语式，那就是探讨“何种学术”与“谁的政治”？ 一、“学术”的“政治”意义：从陈寅恪谈起 所有主张“学术”独立于“政治”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建构这种对立关系时从来不对“学术”的具体涵义进行说明。在这一点上，《九书》也没有例外。然而，“学术”并不是一个超历史、超语境的范畴。 “学术”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按《辞源》的解释，指的是“学问”、“道术”。然而，“学”与“术”意义并不相同。《说文》释“学”曰“觉悟也”，释“术”曰“邑中道也”；前者更多的是在“发蒙”或“学习”的意义上释“学”，故言“古教、学原为一字，后分为二”，因此被渐次引申为学说、学问；后者讲的是“路径”或“手段”，多被引申为技能、技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引申为技术”）。因为存在这一区别，“形而上”之“学”深受士人重视，甚至皓首以穷之；“形而下”之“术”则被视为雕虫小技，备受冷落。关于“学”与“术”的差异，近代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梁启超在1919年写的《学与术》中指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并认为“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严复在为《原富》的译本所作的按语中亦指出：“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 由此可见，“学术”一词从来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近代以后，中国传统学术与包含“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西方学术的碰撞以及由此产生的“体用”、“道器”之辩使这一范畴的涵义更为复杂。因此，如果不对“学术”的具体含义进行说明，学术的独立性显然无从谈起。即使将问题局限在“现代学术”的范围之内，我们恐怕也无法要求研究“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这些“社会科学”的学者保持与“政治”的距离——换言之，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学者与现实政治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否认其“学者”的身份。 将“社会科学”排斥在“学术”之外的《九书》显然没有顾及“学术”这一概念的多重意义，将“学术”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主要局限于以文、史、哲为主体的“人文科学”与“政治”之间。那么，在“人文学科”与“政治”之间，是否存在《九书》深信不疑的界限呢？ 按照《九书》的解释，纯粹学术的标志就是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所作的碑铭中提出的八字方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为“学统之魂”，“自由思想”为“学统之骨”。在《九书》中论及的九位学者中，惟一符合这一标准的纯粹学人就是陈寅恪本人。陈寅恪被称为“学统”的化身与“学人中的学人”，——“竖看百年中国学术史，从晚清、民国到共和国，能真正自觉地用生命践履碑铭，说到做到，呕心沥血，使自己化为学统之链所以历代末绝的悲怆一环者，舍先生其谁？”（注：夏中义《九谒先哲书——写给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的黎明通知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在近年由文学界与出版界合谋缔造的“陈寅恪神话”中，陈寅恪的“八字方针”一直被视为陈寅恪精神的标志。然而，大多数人在将其理解为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原则之时都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一“八字方针”产生的语境与对象。事实上，这八个字出现在1929年陈寅恪应清华大学之邀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之中，原文为：“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也就是说，“八字方针”其实是陈寅恪写给投昆明湖自尽的王国维的颂词。 正因为这个原因，要了解真正的陈寅恪，要了解“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真正含义，我们还不得不从王国维谈起。在《九书》看来，陈寅恪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评价三国维是对王国维文化人格的“精确鉴定”。（注：夏中义《九谒先哲书——写给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的黎明通知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然而，以《九书》建构的“学统”标准，王国维又实在算不得“纯粹”的学者。王国维在辛亥以后成为大清的纯臣，受溥仪之封为“南书房行走”、“恩赏五品衔、“赏食五品俸”，当冯玉祥把溥仪逐出紫禁城时，王国维怀“君辱臣死”之义，几次要去自沉神武门御河；在学术上，辛亥以后的王国维更是“尽弃前学”，“专治经史”，以国学来“经世致用”，“继绝学、兴灭国”，关心重整纲纪，为复辟帝制鸣锣开道，甚至著诗歌颂慈禧“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他以后还参与张勋复辟的密谋，书札暗通，间关奔走，不遗余力。张勋覆灭后，王国维一面哀叹“伤哉”，一面为张勋大唱赞歌，说是“三百年来，乃得此公，庶足饰此历史”。（注：《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7～288页。）后来，王国维在胡适的坚邀下虽然成为学术重镇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却始终未从政治失败感中挣脱出来，在“学术”中安身立命，终于在1927年5月自沉于昆明湖。因此，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王国维的言行除了对民国而言也许还可称为有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外，已经完全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纲常名教的奴隶和十足的卫道士，显然与后人理解的“自由”、“独立”无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