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评理论的意识形态性格 1949年后，周扬不再以文人身份，而是以中共文艺政策主要发言人和文化界领导人的身份，正式登上了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舞台。1949年7月2日，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周扬与郭沫若、茅盾并列为大会主要报告人。在新成立的全国文艺界最高领导机构——全国文联中，被任命为副主席；10月19日，担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党组书记，协助部长茅盾开展工作；1954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主管文艺、科学的工作。从此，周扬这些新的“社会身份”，不仅意味着他文学家生涯的重大转变，也意味着他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的重大变化，他个人的命运，将和当代文学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对周扬批评理论的“意识形态性格”，有人曾作过极有见地的概括：“周扬的批评理论更多表现为政治实践的形态，具有更鲜明的党派性。他长期担负文化领导工作，是中共首屈一指的理论权威，他的文学理论批评往往直接承担对党的文艺政策的阐释，他的主要职责之一便是根据特定的革命政治的需要而有侧重地解说、宣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因此，“很难只以其文论其人”。“因为‘其文’多是政策性的产物，‘其人’也往往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订者与解释者的身份出现，他自觉不自觉总是要调整或隐退自己的理论个性，去适应服从政策性与党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个人服从组织’。”（注：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17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这种性格，不仅极其自然地渗透到他的思想行为中，更渗透到批评理论的立场、倾向和风格之中。50年代，周扬直接参与或领导了对胡适、胡风、丁玲、冯雪峰等右翼或左翼文人集团的批判和思想的清洗。这些批判，显然都不是正常的文学批评，也缺乏起码的学理逻辑。批判胡适，贯穿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和科学精神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策略；批判胡风、丁玲和冯雪峰，则出于激进文化对“文化部门”进行“彻底改组”（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6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的需要。1954年，在为批判胡适撰写的长文《我们必须战斗》中，他把胡适“红楼梦研究”的方法论概括成：“美国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实用主义”，并割裂五四与当代文学的历史联系，回避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作用，做出了其“政治上”和“学术思想上”是“反动”的这种粗糙而武断的结论。（注：周扬：《我们必须战斗》，《文艺报》1954年第23、24号合刊。）在批判所谓胡风“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周扬以毛泽东的《讲话》和俄共1925年的《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为“思想武器”，把胡风的文艺观点判定为“借此解除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注：周扬：《我们必须战斗》，《文艺报》1954年第23、24号合刊。）对丁玲、冯雪峰的“批判”，是继胡风之后对左翼文艺阵营的另一次残酷“清洗”。在此过程中，周扬按照“上面”的布置多次组织“批判会”，直至动用“组织处理程序”，致使这两位30年代左联时期的老战士、老作家，身心受到了极大伤害。“一些人高呼‘打倒反党分子丁玲’的口号，气氛紧张，声势凶猛。”“丁玲站在讲台前，面对人们的提问、追究、指责和口号，无以答对。她低着头，欲哭无泪，要讲难言，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注：李之琏：《不该发生的故事——回忆1955-1957年处理丁玲等问题的经过》，《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另一部研究著作则这样谈到冯雪峰被“开除出党”时的情形：在经过无数次严厉揭发批判之后，“邵筌麟反复暗示过，只要他按照周扬的口径承认错误，‘为了党的利益’牺牲自我，就可保留党籍，当他按周扬的要求作了一切而终被开除党籍时，就觉得受了骗”，“几次在办公室里哭泣过，诉说过自己被‘说服’的过程。”（注：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传》第528页，重庆出版社，1993。）出于“为贤者讳”的善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周扬文集》第二卷抽掉了若干在80年代已“不合时宜”的文章，但即使如此，仍然为读者保留了历史的基本风貌。为人们研究周扬1950年到1957年间的思想文化性格，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文本。在总共32篇文章中，代表中宣部、文化部和文联的“报告”、“讲话”、“发言”和“祝词”占26篇，信札1封，文艺论文5篇。即便寥寥可数的这5篇论文，也多是根据“形势”、按照党的文艺政策的“口径”撰写的，几乎没有自己的理论个性和对文艺作品的独特见解。从上述文章的修辞风格看，属于文艺性并略带形象性的政治报告，给人一种站在“正确”立场，以居高临下的理论权威姿态对整个文艺界讲话的强烈印象。其一，贯穿着非个人化的权力话语。周扬是以中共文艺政策主要发言人，而非以纯粹文学理论家的身份写文章、做报告的，因此他必须压抑和排斥个人的见解、性情、态度，坚决和无条件地贯彻执政党管理文艺工作的思想意图，并以“规范”、“控制”，必要时还需压制的方式实施落实。又因为，执政党是国家权力的掌握者，因此它的话语最显彰的方式之一就是权力话语，这种话语在与其它话语的关系中，包含着等级制、不平等和强制的特征。例如，《怎样批判旧文学》、《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等。其二，文艺政策既要原则化，又应该具体化、明确化，否则就流于大而无当、空洞抽象，缺乏操作性。而避免空泛化必须借助特定时代的政治修辞，周扬的批评理论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成功实践。他最喜欢使用，而且出现频率颇高的政治性修辞是：“思想斗争”、“阶级立场”、“革命与反革命”、“反动与进步”、“小资产阶级”、“政治热情”、“列宁指出”、“毛泽东文艺思想”、 “工农兵文艺”、“世界观改造”、“规律”、“教训”、“战斗”，等等。这些本质化的词语以体现最高思想权威的意图为目标，具有服从政治实践并为之服务的自觉功能。《文艺思想问题》中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 文艺作品要反映群众生活中最根本的东西，最本质的东西。什么是本质？本质就是斗争，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主要的是阶级斗争。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特殊的政治身份培养、造就了周扬思想文化观念中的“官方性格”，同时，养成了他带有“五六十年代”鲜明特征的政治性写作。这种写作构成了周扬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基调。巴尔特在其名文《写作的零度》中曾十分精辟地指出过“政治写作”的特点、目标和历史归宿。他认为，它“负有一蹴而成地将现实行动和理想目标结合起来的任务”，“正是这种写作的词汇的同一性才能形成解释的稳定性与方法的持久性”，因为，它最终希望的是自己的语言变成一种“价值语言”。而且，它“可以通过精心制作的含糊，既包容一种存在，又具有权力的显现，既表明它是什么，又表示它让人相信的是什么”。因此巴尔特断言，“这些写作在总体上是毫无出路的”，因为它指向的是“异化”。（注：转引自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当然，周扬这种文化性格的形成，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需要进一步审慎地分析和研究。 二、实践的困难与现实的悲剧 周扬毕竟是文人，在骨子里有文人的人格和情操。他还是我国著名的、理论素养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在他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古典文学遗产和俄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理论，在多种渠道的“影响”和“接受”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他是文艺家中的政治家，又是政治家中的文艺家，虽然参与或组织了政治批判运动，但内心深处不可能完全对许多有才华、有文学贡献的老作家和解放后的青年作家的蒙难无动于衷；他党性很强，把服从和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看作一种天职，以他的文学修养和对文学的深刻见解，不会看不到推动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主观唯意志论的偏激和危害，这使他在执行过程中又陷入到矛盾、被动和无能为力的痛苦之中。这就是另一个周扬，另一个值得观察的“周扬的世界”。 1949年到1966年，是周扬领导当代中国文学的“十七年”中政治运动最为频繁，一直处于激烈斗争旋涡之中的一个阶段。于是，“运动中”的周扬，就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有价值的问题。对周扬的“评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当代文学史的评价：一种是“周扬派”的意见。张光年说：“他太缺少友情，在历次运动中，有些情况本来可以较早地对我们这样的人有所提醒，但他没有。他对上面的东西，无论是对的错的，太忠实了，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且雷厉风行地执行。”“在运动中他也想保护一些人，不想扩大化，但如果上面有指示，尽管想不通他也执行。”但他又能从更深层次上“理解”周扬的“处境”：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党内斗争本来是残酷的，经常的，而文艺界更是敏感的麻烦的地带。周扬何以领导这些斗争？何以自斗斗人？何以在自危中自保自励？何以推进自己看重的工作？这需要很大的自持力。”（注：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第16、17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一种是“胡风派”的意见。胡风曾说：“二十年前，周扬同志是把我看成政治敌人的，解放以来，尤其是在这两年（笔者按：指50年代初），周扬同志是直接判定我是文艺上的唯一的罪人或敌人的。”（注：《胡风自传》第311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绿原认为胡风解放后“境遇”的急转直下，跟周扬有莫大关系，“周场的战斗号召发布之后，胡风立即陷入了一片鼓噪之中。”（注：晓凤编：《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年回忆》第54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另一种是毛泽东的意见。解放后，周扬一直深得毛泽东的信任，但“在1949年之后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中，他几乎一开始总是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注：李辉：《摇荡的秋千——关于周扬的随想》，转引自《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1953年，毛严厉批评周扬“政治上不开展”；1963年，毛泽东在关于文艺的批示中指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不点名地批评了周扬；1965年，毛又指责他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软，对夏衍、田汉“下不了手”，从此，就不再信任他。上述意见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处在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旋涡中的周扬的“形象”。对传统的共产党人和文艺理论家的周扬来说，精神的痛苦和尴尬莫过于：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但思想上常常又跟不上“形势”的急速发展与变化莫测；他真诚地崇拜毛泽东，无保留地追随和执行毛的政治理想与文艺政策，在文革中，他却被诬蔑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魁祸首”——直到晚年，他都深信那只是个“误会”。应该说，这是革命者在“理想”与“实践”之间的二难处境，也是五六十年代周扬个人命运的真实写照。
